剪短发、穿西装和结社团，似乎是三胞胎。经过清末十年新政的启蒙，人们对结社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很多人对结社的目的并不清楚，只是出于“年晚煎堆，人有我有”的心理----没有煎堆怎么叫过年？军政府成立后，广州几天之内，便冒出了一百多个社团，这里开会，那里演讲，连和尚也有了自已的“广东佛教总会”。
每个团体都有不同的襟章，以资识别。襟章的质地，再穷也得用缎绸或者洋布做，才可以见人 ；有钱的弄个铜质或银质襟章，就更神采飞扬。有的人身兼十几个社团的职务，头上刚剪去辫子，还残留着绺绺辫根，像一蓬烧过的禾秆草，随风飞舞，身上已挂上了十几条五颜六色的襟章；有的甚至一家人关门结社，爸爸是会长，爸爸是会董，孙子是干事，一人挂一条襟章。街上随便掉块招牌下来，砸到的不是会长、社长、就一定是理事、董事。
民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不是可以批评官员。一位老报人在《民权报》上指责说，胡汉民这个都督不合法，应该由民意机关选举产生，才是正当手续。文章发表后，老人端坐家中，等军警来抓，却没人理他，甚为失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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