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跟妈妈聊起老家的事情，说起在外地开多年超市的表哥不知怎的欠下许多外债，回家把已打好基底的地基卖了24万，拿去还债；原来村里几个能人都走入困境，甚至锒铛入狱，原因都是借着熟人的名目，向亲戚、邻里借钱，有的是自己收了钱投入各种高息理财产品，有的是充当集资大佬的小弟，不知其害裹挟其中。想起过年的时候，路过村口老村长的家，停着一辆警车，警察苦心劝着两位老人离开。村长早年承包了小水电站，后来又是第一批在村里办起竹木加工厂的人，家境富裕，很早就修葺了一栋当时看起来挺豪华的小楼。虽然村长为人高调，但我还是无法将这警车和他联系起来。原来他办的厂子经营不善，于是靠借债投到别处生息，打算填补厂子的亏空，结果把自己套进去了，官司缠身，工厂倒闭。债权人在年夜把高龄父母送到村长家，称不还钱就不接两个老人回家。
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但其实农村早已不是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 非法集资的触角已经伸向广大农村地区。集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口头约定，有的写借条，有的用现金偿付利息，有的将利息加入现金另立借条进行“利滚利”。一旦有纠纷，受害者的经济损失无法挽回。参与集资的人，看上了所谓的高回报、高利息，在诱惑面前没想到“贪小便宜吃大亏”，且都是熟人来借，总是多上一份信任。就我家所在的村子，除了“贪欲”和人与人关系，我觉得还有些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农村经济凋零，农民收入单一。我所在的浙江省庆元县是世界香菇人工栽培的发祥地，拥有“世界香菇之源”、“中国香菇城”等美誉， 1995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授予“世界人工栽培香菇历史最早”、“全国最大的香菇生产地和集散地”两项“中华之最”。 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产业是庆元的传统产业、也是庆元农业农村的支柱产业，当地政府把它作为发展农村经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突破口。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很多农民确实靠此致富，村里早一批小洋楼多是在95年前盖起来的，那时泥水匠很受欢迎，因为找他们盖楼的工作应接不暇。但是到2005年后，食用菌产业在农村逐渐走下坡路。因为农户种植标准化不足，产量不稳定，价格波动影响农户种植热情；另外，集约化、产业化的食用菌企业越来越多，他们实现了流程化和标准化，管理科学，产品质量有保障，进一步挤压了农户的生产空间。全县的种植户数从2012年的7030户，降到2016年的4067户，近年还在逐渐降低。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原来在农田上鳞次栉比的菇棚在消失。失了这份收入却没有好的其他赚钱路径，农民们要么还在惨淡经营，要么干脆放下这门营生到外地打工经商，总归能赚到一笔稳定的工资，不用靠天吃饭。原本支撑农村发展起来的食用菌产业在农村日渐凋零，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减少，看到有人来营销这种不用力气的生财之道，多半是不愿放过的，毕竟后半生的养老收入还是得靠自己。
第二个原因是金融知识在农村的缺位。我们村有一个信用社，员工也就3个人，业务主要为存取款，信贷业务占比不大，对农村、农民的金融知识普及基本未有涉及。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对于金融知识更是缺乏，金融风险意识薄弱，更多的是依靠个人信誉。高风险、高收益的概念离农民的生活经验太远，平时有资金周转需要，宁肯找熟人解决，也不愿意到金融机构办理那一套繁琐的借贷手续。
全国范围内来说农村的发展总的还是日新月异，欣欣向上的，我们村里的环境建设也是越来越整齐、干净，但是我所看到更多的却是落寞和塌陷，感觉像一段被逐渐挖空、蚕食的腐木。以前的亲戚朋友陷入泥淖，心里很难过，却无能为力。我想三农建设不仅是停留在农村环境外观的改造，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和精神文化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能让脱贫的农民们再次走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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