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都在同一个防疫场景中，刘红英作为代表的基层干部，工作辛苦，但是他们的感受仍然和普通居民有所差异，这里存在着某种感知的裂痕。
居民不是不知道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但他们感受更深的，是日常生活受到的影响：收入下降、出行不便、孩子网课、看病困难，甚至看到一些“极端”事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相比之下，为女儿庆祝成人礼，真的是一种奢侈的幸福——失去了这种奢侈当然也是一种损失和遗憾，但是远远没到落泪的地步。
刘红英最大的问题，不是所谓“演砸”了，而是没能真正理解和共情群众正在经历什么。刘红英表达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责任，这的确是人之常情。女儿的成人礼，对父母来说也是重要的仪式——这都应该支持，而这就是我们要捍卫的日常生活，也是“基本人性”。
但是，不少社区干部面对居民需求时，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基本人性”，比如，看到一位母亲抱着高烧的孩子出门求医，社区干部的第一反应，未必是赶紧帮她，而是想起各种文件和规定，让她向社区提申请、报备，或者让她在家一直打120。
刘红英的讲话让许多人感到不适，这不是刘红英个人的错，而是太多人受到“无差别长期封控”的苦，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最终把自己的境遇和刘红英的“日常”做了对比，某种程度上，她成了大家的“出气筒”。
对刘红英的批评和质疑声中，有更多的“社会真实”，也有广大居民发自内心的呼声：让防疫尽量精准，避免长时间、无差别封控带来的次生灾害，尽快回归日常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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