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往都是在寻求出路，却不知又进入了下一个入口”。
今天出发前，我看到名为《出·路》的纪录片，这支纪录片的导演郑琼从09年开始15年结束，跨度七年的时间拍摄了三个不同生活，不同背景，不同经济条件下，三个孩子寻找出路的过程。片中没有夹杂任何的个人情感，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用真实客观的拍摄角度，将六年间发生在三个孩子身上的变化，用镜头映像出来。
马百娟，12岁，山沟沟里的小姑娘，从小条件艰苦，全家生活在窑洞，一年的生活开销不超过50块钱。小姑娘每天很早起床，在阴霾的陋室中用水壶倒碗水，将冰冷的泡馍，用手撕成块，泡在水中，就是每日的早餐。12岁的她只读小学二年级，是全校学生年龄最大的，所在的小学只有两个老师，5个学生。放学后的小姑娘要干很多农活，喂猪做饭，要徒步倾斜非常大的陡坡收米谷。12岁的小姑娘面对镜头时，总是微笑，她爱读书憧憬着读书能改变她的命运，她用稚嫩乡音说：“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
马百娟放学收米谷，要走的斜坡
3年后，当导演郑琼再次见到马百娟的时候，小姑娘已经辍学，15岁的年纪，没有办法打工，当别人问她：“这么小的年纪为什么不去读书”的时候，她总是沉默低着头。当镜头给到她的家人时，她的父亲说：“书多少念一点，就够用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即使有工作，想干也干不成”。2015年马百娟和表哥结婚，导演再次打起小姑娘的电话，她不接了。
封闭的环境里，灌输的思想，结婚生子，找个老公成了小姑娘的唯一出路。
徐佳，19岁，导演拍摄时，是徐佳的第三次复读，他属于农民工那一代，父亲感受到在城市生活的艰辛，认为高考是改变孩子一生的出路，就算跪在地上也要让孩子念书。不幸的是，徐佳的父亲去世了，加上复读的焦躁羞耻感给徐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用他的话说：“紧张到出汗，手发抖，做不了题目”。最后经过努力，徐佳还是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学校。
导演第二次拍摄徐佳时，徐佳已经上了大四，由于不是重点学校，找工作找的很辛苦。最终徐佳找到了一份工作，与他相恋四年的女朋友结婚，他说：“给她一个交代”。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上大学，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笃定了高考就是他唯一的出路。
袁晗寒，17岁从美院附中退学的北京女孩，父母都是北京人，从小上得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退学后袁晗寒开过酒吧，想做过话剧，也去过性用品商店卖东西，用她的话说：“没有想过以后生活在哪一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而没有人会被饿死”。
袁晗后来去了德国，她在每一段有很清晰的任务完成，她一直在对付无聊的敌人，也会回国内实习。后来袁晗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王小波 ”
三个人生，三个故事，即便镜头定格在2016，但生活的故事仍在继续，评判改变不了历史的轨迹。三个人的故事就是三条平行线，无法交织在一起，9分45秒的记录片，我重复的播放了5个小时。我们也在寻找生活的出路，城市紧张的节奏和生活的压力，让我们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铁皮鼓》里，主人公奥斯卡三岁生日，他妈妈送他一面儿童玩的铁皮鼓。他不想加入成年人的世界而自我伤残，一跤摔成侏儒，不再长个儿。是暗自下定了决心让他变成了侏儒。
可现实的世界里，我们无法停留在孩童的时代，也无法逃避成人的世界，有时甚至要发出呐喊，如果默默的接受走完剩下的路，潜移默化的成为了弱势的群体，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阳光曾经一定有一刻洒在脸上，曾经也一定有一刻，怀揣着梦想追逐奔跑，就像12岁的马百娟一样。导演在纪录片的命名时用了出·路而不是出路。
出是从里向外，是向往，路时刻就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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