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着悠久的卖瓜史。所去之地,在王楼至徐州一线。主要地点,由南而北,依次是刘塘、唐张、梁山口、徐州。
惊心动魄或啼笑皆非的卖瓜经历,可以说很久。大学时,周末卧谈,我基本都在说卖瓜的故事。印象极深的是一次和妹妹搭档去徐州军区医院卖瓜。
车行过梁山口,我们折而向西。六十里的路程已只余尾声。这是乡间常见的一条细长的上坡路。我正低着头努力蹬着爸爸的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突听妹妹大唤一声“姐姐”。我一抬头,眼见面前一辆大卡车徐徐朝我们压过来。我正待要说话,妹妹在那一喊的同时,已从公路的南边转头向北朝我紧靠过来,在我的大脑仍浑浑沌沌之时,她的自行车后架已撞着我的车前轮。瞬间,我就连人带车倒在路中央,躺在大卡车的车头下面。
妹妹不往北转,我们一个路南一个路北,大卡车中间行,是没有问题的。或者,妹妹转向北之后,她的载重的后车架,没有碰到我的车前轮,也是没有问题的。
幸亏卡车车速慢,它戛然而止。
车上下来两位大哥。他们来到车前,扶起我的自行车,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西瓜已从篓子里滚出来。有两个已粉身碎骨,通红的西瓜瓤散落一地。其余六个也都裂开了大小不一的口子。
“你们的瓜多少钱一斤?我们买两个。”其中一人说。
“平时都是一毛二,这都烂了,你给八分吧。”我很高兴,能卖掉一个是一个。给他们称好瓜,我和妹妹继续赶路。
膝盖似乎有痛感,但还有一截路要走,也顾不得看。
“你为什么要往北拐?”我疑惑不解又余怒未消,“这一趟白来了,瓜全烂完了。”
“我看见来了一辆车,我害怕。”妹妹小声地说。
现在想来,也不该怪妹妹。妹妹才多大,十一二岁的孩子,就跟着我骑这么远的车来卖瓜。再说,骑车时应该眼观六路,我怎么能低着头不看前方?但那时,想着炎热的天气,来回120里的行程,八个大西瓜就这么报销了,我忍不住怒气,一路上没少抱怨。
到徐州军区“八八”医院,我们选择医院的对面路边,把瓜摆在地上,席地坐了下来。
腿火辣辣地疼。
“姐姐”
“又什么事!”我疾言厉声。
“你的腿”,妹妹蚊子样的声音指着我。
我低下头,左腿膝盖处,裤子已烂成一个三角口子,一个标准的等腰直角三角形。血已凝固成硬硬的黑块,裤子和血混在一起,硬帮帮地粘在了腿上。我一坐,又把干了的伤口挣开,鲜红的液体正往外自由自在地流着。
我用毛巾使劲地摁着。
一位老太太走过来,问瓜的价格。
我拿开毛巾:“奶奶您看,我摔了一跤,瓜都烂了,便宜卖。都是刚烂的,您看看。”
老太太看了一眼我的腿,又看看瓜,犹豫不定。
“七分钱一斤”,我赶紧报价。
老太太满意地称了一个。周围的行人,看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也都围上来,六个烂瓜一会就卖掉了。
八八医院大门口,不时可见一些身着军装的病人,有的拄着拐杖瘸着腿,缠着绷带的脚高高地悬着;有的头上缠着很厚的白纱。
妹妹说,姐,你去那医院包一下不?
“包什么包?!”
妹妹不做声了。
月亮很高了,我和妹妹才回到家。
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吃晚饭。他们正坐在饭桌旁,焦躁不宁。面疙瘩饭凉了,一锅新蒸的大馍也凉了。
父亲听完我的描述,半天,说了一句:以后,谁家的瓜谁卖。
母亲没有吱声,去厨房热饭去了。大嫂不会骑车,二嫂个子小。两个哥哥家的瓜,都得我们给卖。
“去明金家抹点药。”等我吃完饭,母亲说。
我去村医家擦了些药水,膝盖磕烂了一大块,里面渗入不少泥沙。腿上烂了的肉还能再长,我那条蓝色的“的确凉”裤子,刚做没有多久,才第一次穿,就烂了个洞。八个瓜都不够一条裤子钱。
……
去年国庆,去徐州同学家玩,说起当年来徐州卖瓜,说起烂掉的裤子,说起那些缠着伤口的军人。
同学说,明天带你故地重游?说,八八医院早已改名字了。
数年之后,再想着那些缠着白纱的身影,也才记起,那时,中国正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一个小女孩为着她一条磕烂的新裤子怒斥妹妹的时候,马路对面,那些瘸着腿抱着拐头缠纱布的人,他们有的人半条腿都丢在中国南方边境上了,也有无数男儿永远地沉睡在南疆那块热土之上了。
十几岁年纪的时候,连续四五个暑假,我和姐姐妹妹以及村子里的其他伙伴,结伴前往徐州卖瓜,许多事早已似烟如雾,只有些许印痕,唯有这件事,如同黑白色的老照片,任岁月如何老,它倒越发清晰如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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