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他们的这三次相见是在孝公元年。可商鞅变法，是在孝公三年，中间缺了两年，《史记》没有记载。这两年，商鞅在干什么？孝公在干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绝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做全面的法理准备、人事准备、政治准备，所有的操作前的预备，把它做成很稳妥的一个出发基地，然后才开始。
商鞅变法头九年，只做经济改革，为什么？因为变法如果过早的进行政治改革，一定严重的会引起整个贵族系统的、根本不能接受的反扑，所以他先做经济改革。他做经济改革，贵族们虽然有点不安，但是贵族在其中甚至有所受益。因为农民劳动积极性增高，仍然给贵族交租、交税，贵族的收益反而增加，因此贵族根本无法团结起来抵制变法。
九年以后，贵族力量涣散，而变法势力成型。商鞅开始政治变革，废除爵制、建立郡县制等等才开始进行。极有章法，把政治操作达成有节律、有韵律的艺术水准，如此逐步推行。商鞅变法实现居然改变国体，完成革命方能完成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就是商鞅变法。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商鞅其人，绝非等闲之辈。
我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商鞅变法的深彻程度。我不是赞赏商鞅变法，我是想告诉大家历史上的变法本身的含义和难题。它同时对于各位听众，你只要是做组织领导，不管你是做行政领导，还是做企业领导，或者做其他事业的组织领导，你都面临这个改革悖论。因为任何组织，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腐朽。我这里的腐朽，不是指贪污这个事情，而是任何组织一定会腐坏、组织会涣散化，甚至腐败化，这叫去组织规律。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者、领导者来说，你都有一个对自己组织随形势之发展不断刷新的需要、不断改革的需要。可你一定面临改革悖论。你要么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总代表，所以你一定拒绝改革，或者表面上做浅层改革，实质上根本不改。你要么就面临改革悖论，你所要改革的对象，恰恰就是你所要借助的力量。你逃不掉这两者之一。可是如果你不能对自己的组织系统，进行刷新改革，组织本身却一定败坏、一定缓散化，这是一切社会实务者、社会组织者、社会领导者都面临的巨大难题。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参考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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