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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读完《最好的告别》

十分钟读完《最好的告别》

作者: 第七周期 | 来源:发表于2016-06-05 11:04 被阅读4179次

    作者简介
    阿图·葛文德,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哈佛公共健康学院教授,哈佛医学院教授,《纽约客》等杂志专栏作家。2004年被《新闻周刊》评为“20位最具有影响力的南亚人物”之一;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至今出版书籍有《阿图医生(1、2季)》、《医生的修炼》、《医生的精进》、《最好的告别》等。

    总序,生命之思与医学之唔
    在新书《最好的告别》中,葛文德变得宿命起来,他深知,医学在怎么发愤图强,依然无法摆脱一个人很确定的结果,那就是用于也无法战胜死神,生命的最后一课必定是衰老与死亡。从医学不确定性和认知到对死亡必然性的豁然,葛文德大夫完成了一个医生最完美的精神发育,也昭示了现代医学在高技术、高消费驱使下飙车遇阻的警示。

    人们必须接受生老病死这样的一个事实
    现代科学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生命的进程,跟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比起来,我们活的更久、生命质量更好。科学进步已经把生命进程中的老化和垂死变成了医学的干预科目,融入了医疗专业人士的“永不言弃”的技术追求。但是,无人可以逃脱生命的悲剧——那就是,生命就是一条单行线,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凋亡和老去。救治失败不是医学的无能,而是对生命的尊重。

    活到 100 岁的代价
    过去,能够活到老年的人并不多见,而那些能够活到老年的人常常作为传统、知识和历史的维护者,具有特殊的作用。他们往往维持着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威,支配着政治的权利。随着科技、经济和医学的进步,老龄不再具有稀缺价值,互联网使得知识易得也让老年人不再独享对知识的智慧发的掌握,他们的这种被年轻人崇老的地位动摇了。但是也因为老年人在经济上面越来越变的独立,他们对于晚年的生活有了更多的独立选择,所以他们转向追求独立、自助的晚年生活。现代化并没有降低老年人的地位,而只是降低了他们的家庭地位,由年轻人对他们的崇拜转化为他们对自己独立的自我崇拜。但是,他们对独立和自助的尊崇没有考虑到生活得现实,独立、自助的境遇早晚会变得不可能。严重的老年疾病或者衰老早晚会来袭,就像落日一样不可避免。

    接受变老这件事
    生命老化的故事就是身体器官走向衰竭的故事,衰老的过程是可以延缓,但是无法终止。经典的观点为人衰老的原因是随机损耗的结果,但是最新的观点认为衰老是有序的、基因设定的。但是研究表明,遗传对于寿命的影响小的惊人,寿命长短只有 3% 取决于父母的寿数,即便是基因相同的双胞胎,寿命差异也很大,典型的差距在 15 岁以上。人类衰退的方式和所有的复杂系统的衰退方式一致,是随机的、逐渐的。随机的损失并不能马上导致整个机体崩溃,但是在某一个关键系统崩溃之后,就会破坏整个系统。所以,衰老是我们的宿命,死亡总有一天会降临。

    我们为衰老做好准备了吗?
    老年时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当一个老年人渐渐的失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离开自己生活几十年的熟悉的家,被送进疗养院。在疗养院,他们不仅要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还需要接受自己失去的生活自由和自身的隐私。疗养院给老人分配了狭小,没有自由和隐私的空间,他们的诸多活动和兴趣爱好都会被受到限制。疗养院以及老人的子女更加关注的是老人的安全,而不是他们真实想要的东西——对自己生活隐私和控制力。并且老人还需给疗养院支付昂贵的费用,甚至是花光他们毕生的积蓄。所以,很多老年人的眼里,作为度过生命的最后一程的地方,老人院是恐怖的,孤寂的、可恨的。

    适应从家到老人院生活的转变
    我们很难想象,当我们渐渐的衰老、脆弱、没有帮助的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选择怎么样的生活?根据马洛斯的需求理论来分析认为安全和生存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目标。当我们选择能力有限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觉得未来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关注点开始转向此时此地,放在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

    抗击疗养院的三个瘟疫
    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是疗养院的三大瘟疫,托马斯尝试将农场的模式复制到疗养院当中吗,将大自然的真实生活融入到疗养院当中。他的实验就是为了老人提供一个活着的理由,而不是单纯的为了降低残障老人的死亡率。衡量人们对药物的依赖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长时间比较容易,而衡量人们重生活当中得到的价值感则困难得多。

    什么时候努力医治,什么时候放弃治疗
    虽然在美国的医疗系统之下,进行癌症治疗的治疗顺利的话,费用会随着治疗的进行慢慢的下降。但是对于患者来说,除了单纯的延长生命之外,还有更多的优先考虑事项,他们更加关切避免痛苦、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意识清醒、不成为他人的负担。所以,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能够承担这个系统的开支,而是怎样建立一个系统能够在人们终结之时,帮助他们实现重要的愿望。针对大限来临的病人进行善终治疗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尝试提供一种死亡方式的新范式。医生面对绝症患者的时候,医生不愿意摧毁患者的期望,所以往往会高估患者的存活时间,在患者的苦苦追问之下,医生还会为患者提供不太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面对大限来临的患者,我们应该深谙“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应该按照人类本来的样子对待病人”的人生哲理。

    艰难的谈话,为迎接生命的重点谋求共识
    医生与患者之间有三种可能关系,第一种是最古老,也是最传统的“家长型”关系,医生是医学的权威,目的是确保病人接受医生认为对他们好的治疗方案;第二种是“资讯型”关系,就是医生告诉患者数据和事实,然后让患者自行选择治疗方案,这种医患关系会导致我们队科学了解越来越多,但是对病人的了解却越来越少。然而事实上,患者不仅需要了解他的病情咨询,还需要有医生给他提供决策。所以,最好的医患关系就是凌驾于前两种医患关系的”解释型“医患关系。患者既想了解信息,有需要掌握和裁决权,同时也需要医生的指导。在这种关系中,医生的角色是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

    最好的告别
    当我们时日无多,不确定如何最好地满足自己的优先考虑时,我们被迫应付对体验的自我和记忆的自我都要紧的实际情况。我们不愿意忍受长时段的痛苦,缩短欢乐的时光。然而,有些欢乐使得忍受痛苦富有价值。高峰时重要的,结局同样如此。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好死,而是好好地活到终老。最后结局不仅仅对死者重要,对于留下来的人,甚至更重要。

    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更好
    对于医学工作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我们一直都搞错了。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健康和生存,但是其实应该是更加远大的目标——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助人幸福,幸福关乎一个人希望活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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