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执政，奉行打破凡尔赛和约的扩张政策。作为希特勒扩张政策的受害方，英法二强面对如何应对希特勒疯狂挑战的难题。一般认为，英、法两国奉行以牺牲小国利益，满足希特勒，希求大战不爆发的姑息、纵容政策，是谓绥靖政策，最终纵虎为患。但仔细考虑英法面临的内外形势，如何应对是个棘手的难题。
一战后，德国战败，割地赔款，军心士气受到严重打击，欲再发动战争洗刷耻辱。而英、法虽胜，但损失惨重，国力下降不说，更严重的一战百万级的人口伤亡记忆犹新，令英、法民众普遍产生严重的畏战情绪，力求避战。反映到政界，也普遍具有这一避战倾向，更为重要的是，英、法为民主国家，民选政府的领导层势必要慎重考虑“民意”，政治家难以以大战已不可避免、以战止战来说服民众，进而采取强硬的应对政策。因为，民众考虑首先是战争意味着平静生活的破灭，死亡率的陡增。欧洲小国的灭亡，莱茵河防线的伤失，是不能与挑起一场大战后果相比的。由此，在面对德国小股部队重占莱茵河这一打破凡尔赛和约的标志性举动时，英、法选择口头抗议而接受事实，在希特勒要求苏台德地区时，英、法选择了慕尼黑阴谋。无论是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无非是在遵循民意，力求避战，以取得“一个世纪”的和平。从张伯伦，达拉第而言，希特勒在1939年之前的要求是带有“合理性”的，莱茵河区本来就是德国“固有”领土，德军重占是可以理解的，而苏台德地区主要为德意志人居住，德国要求统一，又有当地居民的民意基础，按“地区自决”理念，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只要满足了德国合理需求，其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吞并他国，德国国内民众、军人不会支持不具有正当理由的吞并，毕竟战争对人都是一样的。应当说张伯伦，达拉第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考虑是有依据的，两者奉行舍小谋大，以谋求和平大局的“绥靖政策”是具有现实理性的，并且更重要的是遵循了本国的民意。如果说，希特勒满足了苏台德地区的要求后，就此止步，遵守自己“德国不再有其他要求”的承诺，则张伯伦，达拉第将可能成为“光荣妥协”的英雄，为人称道。不过选择权，不在两人，而是在于希特勒。
显然，希特勒没有选择见好就收。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很快，张伯伦与达拉第相继于40年下台。技术上，是议会对政府已不信任，内阁得重组。根基上，是英、法民众抛弃了两人，抛弃了作为畏战、避战心理集中体现的领袖。于是对于已经明确了大战在即，英民众选择更能体现自己“顽强战斗意志”的领袖－－－－邱吉尔。邱吉尔作为久经选举政治历练的政治家也深明这一“使命”，在组成战时内阁后首次面对议会的演讲时，即以大气磅礴、激动人心的演讲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按邱吉尔说法，只要其说辞略有松动，可能立即会被议员们撕的粉碎。
其实，张伯伦、达拉第无非是民意的牺牲品，不过政治本身即遵循成王败寇冷酷逻辑，以结果论英雄。设想，如果张伯伦已经预见到希特勒的野心，他能否以自己的远见来作出更为”正确“的选择。不能说不能，但很难，在大战尚未开始前，他无法说服别人大战已经无可避免，避战是姑息、纵容。事实上，如果张伯伦在德国的小举动面前立即作出剧烈反应，强硬应对，则更可能立即被本国的民众抛弃，他是在不顾本国利益，不顾和平大局的轻举妄动－－－－挑起战争的危险举动。而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尚未成气候时，因顾及到英、法的现实反应而止步，更可能成为改变德国一战后处境政治家，被历史所记取。无论如何，在本国民众厌战，而他国挑战在即但还没有现实搏斗危险前，本国的政治家失败带有高概率的必然性，或者说时代需要一政治家的失败来说服民众，为另一政治家上台作准备，张伯论可悲的是”过早“当选了英国首相。
在民主政体中，政治领袖的决策必须受民意的约束，又必须有见微知著的远见，还要认识到各方利益的迥异的差别， 更为重要的是认识到结局的必然性。其实，对张伯伦本人而言，立即退出首相宝座或许是最佳”策略“，让别人充当”不可或缺的替罪羊“。而在民意与远见之间，如何引导民意，而不是完全遵从民意，则是考验政治家能力的根本所在。同时代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从诚信角度，这是一种玩弄政治伎俩的小人做法，但罗斯福不这么做，罗斯福必然是与张伯伦一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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