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A按:供读者参考。
在人类学家看来,那瓶茅台其实就是一枚手榴弹。我们不得不屈服,接受并服从于手握权力的人随口制定的各种喝酒规则。
我生活在一个人情社会,尽管我们各自都有一张编号不同的身份证,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比连号的钞票更紧密,或者说,我们作为个人,并不那么独立。
我曾经长期在北方地区出差。我发现,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会喝到烂醉如泥。
而且,时至今日,我根本不记得我喝的是什么,吃了些什么(多数情况下,我要么没吃什么,要么都吐了),说了些什么。
我估计我每次都在酒精的刺激下说了一大堆热情洋溢的豪言壮语,还有光明磊落的勇敢承诺。
每次我醒来以后都庆幸当地人从来没有在酒席上摆一个录音机,然后找我兑现我的承诺。
一开始,我对这种中国北方的“酒文化”还感觉很亲切,觉得这其中有一种温暖人心的东西,酒精唤醒了我内心沉静的“兄弟情谊”。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胆囊的提醒下,我现在越来越抵触这种喝酒的仪式。
我甚至觉得这种酒席上灌醉来宾的仪式很像新西兰南岛的毛利战士舞,只不过毛利人在一番对空的拳打脚踢和“哼哼哈嘿”之后,给你脖子上挂一种称为“毛利胡萝卜”的东西,其实就是部落的通行证。
通行证!这个词启发了我。
喝酒的问题来到了人类学范畴,关键是:你进入了我的领地,要服从我的规矩。
“Man is territory animal”——雄性都具有领地意识。
为什么我去你们家做客一定要多少送点儿礼?这是我向你表示我将无害地进入你的领地。
为什么我在你们家做客只能呆在客厅,不能去你的卧室参观?因为这表示我尊重你的核心领地,我没有入侵的意图。
为什么我在你家使用厕所需要征得你的同意?因为我意识到在你的领地上留下尿液可能被误认为是一种冒犯。
这些看起来像是人类文明礼仪的东西其实都源自我们作为灵长类动物的本能。
一个外乡人,进入到山东、河南和陕西这些地区去拜访客户,争取赢得他们的信任和他们的合同。
这相当于说他进入了一个部落的领地,部落的领袖需要确认这个陌生人不会搞事情,不会惹麻烦,不会破坏秩序,要确保他遵守这里的秩序。
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热情好客的仪式化的招待来迫使他服从这里的民风民俗,迫使他尊重这里或有的潜规则,防止他破坏这里本来的秩序和等级。
我看到全国有这样一种普遍但又很模糊的规律:
凡是洋溢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地方,凡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凡是法治环境比较好,市场竞争比较公平的地方,比如:深圳、广州、上海和杭州,这些地方的人几乎从不劝酒,他们甚至还担心自己被认为有劝酒陪喝的义务,唯恐避之不及。
倒是在某些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会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敏感地照顾彼此的面子,在意于特定场合的虚荣心,不惜用一种近乎身体自残的方法来向对方确认:我是一个群体内守规矩的人。
现实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不怎么劝酒的地方经济更发达;那些喝酒凭感情的地区反而经济不怎么发达。
这说明了什么?这是否说明人的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是否说明那些讲究关系和面子的地区的经济运行效率反而低下?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反正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每当你以为自残式地喝倒自己就能赢得对方的信任和感情,然后明天酒醒了以后,你就可以凭借这份感情去兑现一份商务合同的话,你完全是在痴心妄想。
酒精和你们公司的财务报表没有任何关系,它只和你个人的体检报告有密切关系。
话说到这里了,我不得不讲一个人类学家口口相传的故事。
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实验:
每次喂食的时候,把两只年幼的巴诺布猿放在中间有透明隔板的笼子里分别喂食,喂食结束以后再把它们俩放回群体中去。
当饲养员给双方都递一根黄瓜的时候,它们俩都很乐意接受,吃得津津有味,然后勾肩搭背地回到群体中去了。
而当其中一个小巴诺布猿继续得到一根黄瓜,而它的邻居得到一串葡萄的时候,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那只巴诺布猿惊恐地看着葡萄,它尖叫着躲避着饲养员的手,尽管葡萄是它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远比黄瓜可口的美味,但是它就是不敢吃。
因为它很清楚,如果它今天吃了这串葡萄的话,它是回不去的,或者回去以后会接受更大的惩罚。
它预见到了群体对它的惩罚,它抑制住自己想要更好食物,过上更好日子的念头,由此换取了自己在群内的安全。
只要我们相互之间没有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并保持体面距离的人,那么,手握茅台的那个人就能够继续发挥他的领地优势,要求、劝慰、胁迫、感化他的来访者按照他的规则来维持他的秩序。
在人类学家看来,那瓶茅台其实就是一枚手榴弹。我们不得不屈服,接受并服从于手握权力的人随口制定的各种喝酒规则:
什么头三杯尾四杯,什么站着喝不算数,什么客人第一次来要用大碗,这些从来就没有见于中国古代的任何典籍之中,却被遵奉为中华“酒文化”。
这不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喝酒的文化,而是因为我们屈服于权力,我们放弃了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念头。
我们希望得到对方的肯定和接纳,是的,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Approval Addiction,渴望得到特定人群对自己的肯定而不可自拔,这是一种类似于“酒精”或者“毒品”上瘾的心理依赖症状——这是病,得治!
一想到茅台为代表的白酒在中国销量如此之好,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茅台是社交场合的酒——我很少听到有人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喝茅台。
我因而有理由担心,我们经济运行的效率是否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因为,给个人更大自由和选择权,防止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手来操纵一个人的命运,就意味着我们经济运行得更公平也更透明。
没有人能够用权力把资源私有化,也没有人能够用酒精和自残式的喝法来获得竞争优势。
合同的双方是交易的双方,他们把各种不确定性考虑在自己的责任和业务范围之内,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决不会自残式喝酒,也不会害怕那串葡萄,更不会为了维护对方的面子而做出商业上的自我牺牲。
这反而是一个效率更高,更依赖规则也更公平的市场经济。
因此,没有茅台的日子更值得我期待。
作者周洛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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