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离家，又害怕回家

成长需要在孤苦无依的逆境中升华。

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在十六岁那年，有一个叫做江南水乡的地方，对我来说是很遥远也很神秘的。

读书的时候常遇到鲁迅的文章，里面多有江南情调的描写，还有那些带着湿漉漉的人物命运，那时候的我不会去过多关注人生和命运，唯对其笔下的江南水乡记忆犹新。它是小桥流水，乌篷欸乃，不禁泛起一丝神往。

没想到半路辍学，居然成为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个人生驿站。

其实我的出生地诸暨离那个所谓江南水乡并不遥远，但两地风情各异，似乎一丝儿沾不上边，一个像骑高头大马招摇过市的莽汉，一个却似清风扶柳烟云漫步的贵妇。两地的风土人情、市井烟火、地域特色都是风马牛不相及。

那时候是带着激动而彷徨的。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5年的10月4日，诸暨老城中心的大街上还带着浓烈的国庆气氛，年少的我却独自担承起背井离乡的苦恼。

车厢里很沉闷，与我同行的还有几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小伙伴以及其中两个小伙伴一起陪同前往的父亲，当然我与他们并不熟。其中有一个枫桥人在后来的相处中仗着高大还经常欺侮我，第一次远行，我是懦弱而卑微的。

那种带着种子播种希望、充满前景对我而言是一无所知的，也是毫无概念的。我只是像随身携带的行李一样，跟着并不熟识的同伴们被动去一个对我来说很遥远的地方。

我们被汽车一路颠簸带到绍兴的客运北站，在等了长长两个多小时后又转辗被一辆面包车接到城东郊外的某个地方。那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看得出来，它像个气血方刚的少年正在茁壮成长。

公路正在向野外延伸，远处几座挂着吊机祼着钢筋的高楼一目了然处于人们的视野中，江南古城的生命力似乎生机盎然。

然而这些都与我无关，年少的我是不会有那些感触的。

在我此刻的心里只有漂泊他乡的无奈，人生地不熟的慌乱，以及无法确定明天将会是怎样演变如何度过的害怕和茫然。

妈妈看似无情的话却总是冲击着耳畔：你不好好读书，就得去给人家做苦工。倔强的我只能咬着牙关回复：做苦工就做苦工。

想到这里，我突然平静了，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再过一年，我就是成人了，成人的标志是有所担当，至少得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想必这是我步入成年的第一个人生担当。

妈妈接着又说，将来你不能后悔，不能反过来责怪父母不给你读书上大学。

三十多年来，我不敢后悔，更不敢责怪。

到了宿舍已是中午时分，管宿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小老头，操着一口绍兴腔，米勒佛似的笑呵呵迎我们到他的小单间。当他用力关上铁门的那一霎那，我的心不由自主被重重的关门声猛抽了一下，我意识到我的青春、我的生命、甚至整个灵魂从此被锁在了这里——一个举目无亲前途渺茫的地方。

我们的宿舍很拥挤，二十平米不到的空间放着五张床，上下铺，中间留着过道，这里住着十多个人。这些人都来自全国各地，有湖南人，四川人，山东人，江西人，还有几个人我并不了解。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的人。

我低头看时，只见满地都是烟蒂，果皮谷壳和纸屑。地面很潮湿，让我难受的却是房间里时时充刺着的鼠屎味。

我们三个男生住进去时，正好有三个上铺床位空着。我安顿好行李，开始打扫卫生，把过道清理干净，并整理好我的床铺。

管宿大爷为我们订来了盒饭，五元一盒，有一块很大的大排。可我一点食欲也没有，因为晕车恶心看到油腻一口也吃不下。

下午有一个瘦得像鬼一样说话稀里哗啦的中年男来接我们去厂里，一路绕绕弯弯穿梭十多条马路约摸花了二十分钟终于到达我们将要工作的地方。

我把走过的路都默记了下来：延安路、环城路、鲁迅路、人民中路、剡溪路……

然而傍晚下班回去，我对走过的路依然一片茫然，我们五个人是一起摸索回忆加猜测费了好大劲才回到宿舍的。看到通往宿舍的那条田埂水泥小道时，我们兴奋不已，仿佛穿越沙漠终于看到了绿洲。而事实上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发现无论怎么走，都能到达目的的，时间也差不多。

我正式开始了上班的日子。

虽然背井离乡，每天做着卑微的工作，但一想到可以赚钱为父母分忧，便自然开心。开始一段时间，我们连续做夜班，晚上回宿舍，天还是阴雨绵绵，我又没伞，结果到了宿舍，嘴唇冻得发紫，外衣全被湿透。

我抖瑟着脱掉衣物鞋袜，脚也懒得洗，直接爬上床铺，躲进被窝里取暖。

在我的记忆中，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东阳女孩首先走进我的视野。她理着干净利落的短发，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

那晚加班至九点，由于我害怕那个动动扬言要揍我一顿的枫桥人，上下班我只好避而远之，总是独自一人改道而行。

我一个人踽行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冒着微微寒风，突然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她说你叫海风吗？我说是的，我自然认识她。她让我坐在她自行车的后坐，捎我回去。我尺疑了一会，感动片刻，便坐了上去。

耳畔的冷风似乎更大了，躲在她的身后却异常温暖，身处异地，突然有一个人主动为你挡风遮雨，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那种心情。

回到宿舍，我躲进被窝哭了一场，泪水染湿了枕头和被子，几时睡去都不知道。

一路上她问了我好多问题，比如“你为什么不跟同伴们在一起？”、“你多大啦？”、“哪里人啦？”直到宿舍的铁门外，我还在回答她的问题。

两个多月后，我领到了生平的第一份工资，两百十四元。虽然很少，但我是我们同时进去五个人中最多的一个，最少的那个牌头人只有一百十六元。

此刻想起，却是很有意思。我笑笑，我没有经历过大学生活，却上的是跟高尔基一样的社会大学，过早体会起生活的不易和艰辛。

96年元旦后，我们五人中走了三个，两个女生走了，那个枫桥人也走了，剩下我和那个牌头人，我们算是熬到了年末。

岁末，“回老家”成了工人们最热门的话题。但我对回家似乎也没有过多的欲望，仅仅几个月，我已经适应了外面的生活，欺侮我的人走了，生活也逐渐按部就班，与舍友们的相处也早已融洽。

那时候交通还不是特别方便，也没有动车高铁，留在宿舍过年的人很多。我却有点羡慕他们，我也想尝试外面过年的滋味。

当然，我是不可能在外地过年，只是一个闪念而已。我还是想家的，而且迫不及待的想回家，因为家人正在等着我。但当看到其他工人们扛着单位发的各种年货（福利要工龄）心里却是空荡荡的，那个牌头人说了句气话：明年我不来了。

第二年他还是来了，但来得很晚。我是正月初八出门的，妈妈让我穿上新大衣（其实我是不喜欢的），为我准备好行李，吃的用的，送我到杭坞山下的公交站。

妈妈总是“强行”将我遣出家门，又盼望我早点回家。

我很快被公交车带走了，带着繁重的行李以及许多妈妈的叮嘱，隔着玻璃，我看到妈妈送我远去的目光，我的眼眶泛湿了：

我不想离开，不想打工，不想奔波，不想居无定所。我害怕流浪，害怕没有亲人的陪伴，小时候妈妈打我骂我要赶我走，我也不愿离开，就算死也要死在家里。如今长大了，为生活为前途可以光明正大地离开了，却固执的不愿离开，但又不得不离开。

文/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