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场部中学。那个时候的我虽然骨子里还有很多花花肠子，但是表面上看我已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淑女了。我成功地骗过了所有人，后来连我自己也信了。
初一的我是什么样呢？有点做作，也有点软弱，不喜欢特意出风头，有时像空气却又希望能被大家注意，好像还带那么一丢丢的文艺少女的气息，常常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初一的班级是原来六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就像搅散的两碗黄豆，重新组合的，当然还是两碗，只是豆子乱了。对于小小的农场，重新组合的意义除了体现在同一碗里和不同碗里的黄豆间的吸引力及相熟度的不同外好像也没什么其它重要意义了。学生还是那些学生，只是换了老师，换了上学的地点（其实中学和小学距离也不算太远），除了我们娃娃们对新的排列组合有点新鲜外真的没什么特别特别的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历，比如说老师要提问题的时候，班级那么多同学，大家都极积回答问题的时候，老师不一定叫你，可是当谁也不想回答，都在低头不敢和老师对视时，你就会有种预感，老师可能会叫到你，结果老师还真的叫了你的名字。我不知道这是老天和我对着干呢？还是真的眷顾我呢？难道是我的名字太通俗太简单了？后者的解释好像更能站住脚一些。总这，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的学生生涯结束。
要不我先讲讲我刚入初一的狗屎运吧。初一的第一天，因为刚分好的班级老师还没来得及编排值日生表。所以上课前先随机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做为今天的值日生。班级一共40多个同学，每天需值日生7、8个吧。老师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的读出名字，就在这17.5%几率中，毫无悬念老娘我又中招了。哎！还好我生在一个平等和谐的新社会，这要是生在战争年代，那我铁定会被抓去充当敢死队，或是替死鬼什么的！
上午上完第二节课全体师生都要到操场上去做课间操，班级里只许留一个值日生来应付特定值周老师的卫生检查。我因为懒得出去，自告奋勇的留在了班级。不一会儿，检查的老师们来了，他们这儿瞅瞅，那儿摸摸，说实话，他们一点儿也不认真，就像历行一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这时一个约30多岁的女老师瞅了瞅我，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当然毫无保留的都告诉了她，因为就三个字嘛。这段生硬的对话插曲结束后，他们也就出去了，准备去下一个教室。没过多久课间操就结束了，因为我听到走廊里有学生集体回教室的脚步声。
紧接着第三节课的铃声响了，这堂课是英语课。上课铃声后面就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线一样，每次铃响后，都会有一个老师被“牵”进来。如果哪位老师来得慢一些，不是那根线太长，就是那根线断了，需要点儿时间重新系上。
Oh!My god！是她！那个值周老师！那个问我名字的老师！她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她走上讲台，先环顾了我们全班同学，我确信她在找我，因为她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后开始讲课。那一节课我保证我的目光和她相遇过不止一次，我更加保证我不是自恋！那节课的最后，她留了作业，然后问了一下有没有选英语课代表，同学们摇头说没有，后来她说出了一个名字，让大家明天把作业交给这位同学，以后这位同学就是她的英语课代表了。没错，这个名字就是我！这个突如其来的狗屎运，让我的心里先是一惊，然后里面就悄悄的开出了一朵叫做兴奋的小花儿。
后来我跟爸爸提到过这件事和这个英语老师，他竟然笑了，他说他认识她，他们曾经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哦！原来如此啊！看来这次的小幸运还有一层“小后门”的关系啊！那我想，值周的时候，她看到我的第一眼就想到我爸爸是谁了，问我的名字只是她想再确认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吗？早上还被点名当值日生，一会就变成英语课代表了，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呢？
还记得我以前提到小学那个经常送我们生产队的孩子回家的大客车吗？现在大客车司机的儿子和我一个班。有一天，他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心太软》，是小齐的，他唱得还挺好听的。这首歌成了我们进入听流行歌曲时代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步入青春的第一步。从此以后我们唱的歌不再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不再是“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从此我们知道了张信哲，任贤齐，毛宁，杨玉莹……很多女生还专门买了漂亮的笔记本来记歌词，里面还贴有很多电视剧电影明星的贴纸。在课间，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回家的大客车上，随处都可以听到学生们口中唱出的流行歌曲，多么美好的青葱岁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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