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原来她是那个人的女儿啊。”听到小学同学的奶奶与妈妈在一旁窃窃私语，有那么一瞬间，我想逃离饭桌。
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忘不掉很多事。
接到小学同学的结婚请柬，我的心抖了一下。没想到，十几年不联系的“旧同学”会邀请我做伴娘，更何况前不久她妈妈才出尔反尔，不跟我们做冥婚亲家。原因，依然是嫌弃我们家庭背景不光彩。
小学时期，经常去各种玩得来的同学家玩，开心之余，我最怕被问起：“你是谁家的女儿啊？”我太担心，我说了我爸爸是谁以后，大人眼底下一闪而过的鄙夷，以及在我离开之后，勒令他家孩子不再跟我来往。
同学还小，只知道跟我玩得快乐；他的家长，却能抽丝剥茧我难以启齿的一切。
饭桌上，小学同学的奶奶与妈妈恰好坐在我隔壁，我心里七上八下，暗自祈祷，他们最好不要认得我。可是，我输了。他们窃窃私语，他们发现了我，但我除了堆起满脸的笑容，若无其事地吃完那顿饭以外，别无选择。只是那华美的伴娘裙，在我身上，和囚衣毫无差别。
回到家后，妈妈问我怎么样？我勉强地笑了笑，回了句：“很开心啊。”当我卸下浓妆，却看到镜子里的人极尽憔悴。戴着面具掩饰自卑假装无所谓，终究是可怜人。当初面对嘲讽依然说不出一句话的小孩，从没长大。
我受够了。可我必须忍受，“我叔叔杀过人”“我家有两个叔叔、两个姑姑是神经病”这两个事实。而这些，对当事人实属悲剧，对局外人却纯粹笑话。
被同学嫌弃，被邻居耻笑，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和我有点家族关系的小伙伴，告诉我，同班同学的奶奶让他和那个男同学不要跟我玩，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傻子。那时候，我弱弱地反驳了一句，不是。这样底气不足的自我保护，在别人听来，还是自欺欺人吧。后来，他还是将我们的家族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村里人喜欢用“点线面”来推导结论：你家的叔叔姑姑是神经病，你全家都是傻子；你叔叔杀了人，你全家都有罪。
为了给家族争气，我咬紧牙关地在学习上做个尖子生。因为，我不想再看到，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居高临下地，欺负我们，甚至连我小学最好的玩伴也敢向我爸爸泼一杯的茶水。也许，这就是 “正常人”对 “神经病”的特权。欺凌，是理所当然的。而我，连紧握的拳头也觉无力。
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开家长会时老师公开表扬，爸爸脸上有光了。唯有这些时刻，我才得到一丝做人的快感。学习再辛苦又算什么。毕竟，我能为他们做的，为自己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我生在小村庄里，每家每户都挨得很近，甚至关上窗户以后，各种小道消息还是像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地潜进村庄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听到村里人的一些隐私，就以为掌握了大新闻；他们看到小角落，就当成全世界。我学习好了，他们在传播“傻子”理论的时候，就会附加“傻子也有出息”这个后续。当时，听到他们赞扬我“有出息”，我就能开心好几天。
其实心里很明白，他们依然当我是傻子，我们家依然是傻子家族，我们依然是杀人犯的家人。
小升初失误，我与区上最好的中学失之交臂，拿着最好的成绩进入镇上一所不错的中学，我压根提不起任何兴致，连学习的动力都消失殆尽。静静地在窗前呆望，感觉我的人生再怎么努力学习也改变不了。这种消极的“人生无望”情绪一度让我压抑，长了乳腺纤维瘤。
在那个村、那个镇，过了我人生最美好的十八年后，终于来到一个离家2000公里的地方上大学。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跨越中国来读书。我笑笑说，想看更大的世界。可心里暗自叫嚣的另一个答案是，我只想逃离那个“吃人”的村庄，那段让我抬不起头的往事，离得越远越好。
我像是逃避通缉一样，逃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却意外收获从未有过的自信与安全感。他们不会问我“谁家的女儿”，我也无须耸着肩、低着头走在路上，惶恐谁又认得我、谁又要说我坏话。
放假偶尔回到家乡，我在异地寻回的自信又瞬间灰飞烟灭了，人还是老模样：低着头走在路上，眼神躲闪地东张西望，担心遇到熟人。事实没有改变，我们谁也没躲开偏见。
上一年哥哥带着女朋友住进家里，各种邻居暗地“好心”地规劝这个女孩：“你好好的姑娘，怎么找这户人家？又是神经病，又是杀人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光彩的家族史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进了女孩家人的耳朵里。大家都扼腕叹息，这个好姑娘怎么挑了我们这烂家子。颇于舆论压力，哥哥主动跟这个恋爱了三年的女孩分手了。最后一次见面，哥哥跟女孩说：“我这是为了你好。”女孩哭得稀里哗啦地，不愿离去。我很明白，我哥说出这句“为了你好”，心里有多难过。潜台词莫过于：“我们这样卑微的家庭，配得起谁？ ”当初爸爸择偶的困难，时隔27年再度上演。或许，下一个遭受的人，是我。
人没法选择生在哪个家庭，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很多鸡汤软文，都会这样鼓励失意的人们。可是有些偏见，早给别人的人生打好桩，取出来以后，地上还会留个大坑。如今很多朋友都评价我积极乐观，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不自信、挣扎煎熬的小孩一直住在我灵魂深处。
薛之谦说，愿世界和平。我只是想，少点偏见，世界或许更和平。
偏见与理所当然的伤害，对一个人来说，是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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