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了《中国有嘻哈》冠军之一的PG one这次是彻底凉了。连一点冰碴子都没剩的那种凉了——音乐全部下架。其微博，自1月4号之后，也再无更新。就连《中国有嘻哈》的Live版专辑里面的歌曲，也一并下架。

PG one凉得很彻底
“新年第一封”

而《嘻哈》的另一个冠军GAI，似乎也不怎么好过——最近也被爆出“被退赛”。

而PG one的丑闻，有引起了大家对嘻哈文化的打死声讨，不少声音呼吁要将嘻哈“封杀”。

2017年，的确称得上是“中国嘻哈元年”。“中国嘻哈”这个新生IP为爱奇艺带来了大量的商业价值，而同时，原本被看成是拿不上台面的“地下文化”，逐渐走向台面，被大家接受。就连《人民日报》这种官媒，都用rap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普及。嘻哈的影响，窥一斑可见全豹。

《一路一带之歌》，中英文版俱全

但是，爱奇艺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亲手打造的“中国嘻哈元年”，刚“元”了半年，就被硬生生地摁了回去。而更没想到的是，断送中国嘻哈前程的，居然是自己的冠军选手，以及其吸毒、出轨的绯闻，还有他的作品《圣诞夜》。

我们不可否认，一些嘻哈作品，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的确不够和谐，甚至有些不堪入耳。但是，且不说“低俗”这个说法到底是否有合理性，退一步讲，就算嘻哈“低俗”，但真的应该封杀么？

吸毒、性、票子和车，不是嘻哈仅有的主题

嘻哈起源与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其概念内涵很广泛，说唱、打碟、涂鸦、Beatbox以及街舞等，都属于嘻哈的范畴。而在中国，人们口中的嘻哈，更多的是指说唱这一艺术形式。（所以在本文中，为了符合大家的习惯，将嘻哈等同于说唱。）

正如一切民间艺术形式一样，嘻哈虽然是“洋玩意”，但其实也是表达底层人民对自己国家与生活的一些情感的产物。从这一点来看，嘻哈和我们熟知的摇滚、民谣没有区别。

嘻哈在黑人社区恶劣的生活环境中诞生，本身就充斥着他们生活的各种黑帮元素：毒品，性，票子和车，以及一夜暴富的幻想。但经过长期的发展，嘻哈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包容的艺术形式，拥有多种流派：政治说唱，匪帮说唱，拜金炫富，劝勉励志等等。而嘻哈的意义也在于此：这是当时美国底层人民宣泄自己情绪的一个出口。

如今的嘻哈，早已摆脱了早期单薄的主题

而中国部分嘻哈歌手与作品的问题在于，在最开始接触嘻哈时，没有能够很好地将其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没有能够将嘻哈本身消极的内容去除，反而加以继承。而一旦这一原本就属于地下的文化，一夜之间被放在了聚光灯下，就会引来很多人的“深扒”。

但如果你能稍微了解一下如今华语嘻哈的发展，你就会发现，类似于《超社会》、《圣诞夜》这种消极内容的作品，仅仅是华语嘻哈的一小部分，甚至是不被主流接受的一小部分。

宋岳庭的《Life‘s A Struggle》，歌词进似乎绝望，但传达出的是对生活困难的抗争

而在如今的艺术实践中，嘻哈也展现出来了很好的可塑性，并非不能融入中华文化。单看去年爆火的《中国有嘻哈》，在battle赛中，小青龙和辉子的《Time》就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勾起了80、90后听众的回忆。

小青龙和辉子的《Time》

《圣诞夜》的锅，不应该让整个嘻哈文化来背；而带有污点艺人到底应不应该继续自己的事业，暂且不论，但PG one的丑闻，也不应该影响到其他Rapper的前途。这样一种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如果因为一些瑕疵就加以否定甚至封杀，是否是因噎废食呢？

毕竟当年叫嚣着封杀郭德纲的某直辖市卫视，如今似乎混得也不如接受了郭德纲的电视台吧。

当我们在讨论“低俗”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封杀低俗文化”的第一次提出，应该可以追溯到2006年相声界的“反三俗”潮流。这次潮流的针对对象，是“德云社”掌门郭德纲。

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的简称。而有关低俗的定义，百度词条“三俗”中，给出这种定义：

形容低级、粗俗、不文明的现象或事物。与“高雅”相对。

从逻辑上讲，低俗文化这一提法本身就有问题，违反了逻辑上的矛盾律，以及“下定义”的规则。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实例加以分析：

《乡村爱情故事》，相比今年大火的反腐巨作《人民的名义》，故事情节单薄，缺乏高尚的中心思想，是不是低级？为什么没有被当成“三俗”封杀，反而在各大卫视黄金时段播放？

内容也不见得多么健康向上、形式上也不乏哗众取宠、献媚大众之嫌的“二人转”中，明显的、隐晦的荤段子更是家常便饭；拿女性开涮的不在少数，拿身体缺陷如口吃、残疾开涮的更不在少数，为什么没有被定义成“低俗”而封杀？

口吃、残疾，这些都是如今二人转中常用的梗

而被大家调侃成“东北轻工业”的“喊麦”，内容与形式，不见得比嘻哈“高雅”,为什么能够继续大行其道？

所以，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不明确的，在行政逻辑上也就缺乏说服力。

从理性角度出发，在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反三俗”既不是行业标准，更不是法律法规，而是一个政治口号，毫无法律效力可言的政治口号。

坏的规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定义模棱两可，几乎没有办法对相关事件定性，更不用妄图定量。而具有这种性质的规则，在执行中极有可能演变成“沾边就算”的规则，导致当局可以在某一领域无限伸长自己的手。

想想“寻衅滋事罪”。

这样的规则，不仅不会促进社会的法制，只会引起“莫须有”的冤案产生，让“人治”披着“法制”的外衣再次现世。

从感性角度出发，不同个体的艺术需求是不同的，那些某些人认为是低俗的作品，或许正是其他人生活的写照或者内心想法的反应。这种忽略了个体多样性的价值判断，本身就存在问题。

谋求自己的权利，不应该建立在损害别人权利的基础之上，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准则。对于个人，如果你觉得低俗，那么遇到“嘻哈”可以快进，或者直接关闭，这是你选择的权利。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好恶来干涉别人的好恶，更不能因此支持封杀的行为。因为，他们今天可以封杀嘻哈，那明天就可以以相同的理由封杀摇滚；今天遭殃的是别人的爱豆，明天遭殃的就可能是你的爱豆。

政府扩张的现实之下，生活不仅不会有“诗和远方”，连起码的“眼前的苟且”，都可能不保。

“封杀”不是解决办法，分级制度才是

古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民的情绪总是要表达的。

作为理性人，幻想自己富有幸福，不是罪过，对生活和社会有所不满不是罪过，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也不是罪过。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人民日报》编辑们的觉悟和境界——更何况这种觉悟和境界更多的是他们的工作需要——普罗大众还是要生活的。而当局封杀人民的一种发声渠道，带来的绝不会是和谐与统一，只会是另一种新生形式或者载体。封杀了一波又一波，可是还“春风吹又生”的各种政治梗，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这或许已经成了最经典的政治梗之一了

相反，当那些义愤填膺的网友，还在为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而高喊这封杀某某艺人、某某节目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色情行业发达的日本，在新闻更加自由的美国，在电视台有专门播放成人电影时段的北欧各国，其社会人心，哪一个比中国差？

大家都懂的“FBI WARING”，其实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象征

所以，“封杀”虽然是一个解决办法，但绝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甚至称不上是一个“不坏”的解决办法。“封杀”的问题在于，其行政过程中的决策成本极低，而群众承担的外部成本极高——不仅会让政府的手越伸越长，更会引起相关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能力的怀疑甚至失去信心。

美国的分级制度对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以及观看建议

新政策主义认为，良好的制度可以调节社会行为，降低博弈成本。分级制度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制度，其难度会比如今的审查制度更难，其决策成本极高，但其外部成本极低，从而把外部效应内部化，这就很好地符合了政府的职能定位：消除行政活动带来的负外部性。一方面，分级制度能够让内容提供方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受众，从而更加精准地把握内容的“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资源耗费，保证艺术从业人员的基本的工作权利，进而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该制度能够为受众的行为提供指导：什么样的内容绝对不能让未成年人观看，或者什么样的内容需要在监护人的指导下观看。

从这个角度来说，分级制度其实把一部分“审查权”下放给了成年人与监护人，自己的孩子是否会受到不适宜内容的影响，制度可以给出判断，但受众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嘻哈绝对不是洪水猛兽

《嘻哈帝国》中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主持人：如果所有音乐都提倡暴力，又如何给底层人希望？
卢修斯：孩子们用音乐和诗歌，代替12口径的猎枪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这就是希望。

《嘻哈帝国》片段

引用腾讯新闻的一段话作结，无论是对于嘻哈，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希望大家能够用包容平和的心态，去接受那些不怎么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东西。少一些“举报”、“封杀”和“打到”，多一些尊重：

一战成名之后（《中国有嘻哈》），他们（地下rapper）长期窘迫的生活状态注定天翻地覆，日进斗金的同时，身上的小毛病也可能被放大。唯有坚持keep real和不装，嘻哈的好日子才不会转瞬即逝。真实是嘻哈的生命线，嘻哈也当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人们应当正视和包容那些真实吐露的年轻心声。（腾讯今日话题：《怎样看待中国“嘻哈”里的炫富拜金、要亲范冰冰》）

喝咖啡的能够和吃大蒜的和平相处，看《金瓶梅》的不用躲着看《红楼梦》的走路。用完善的制度去调和不同受众的矛盾，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应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