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朔
——————以下摘录——————
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时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上面写着“小平你好”四个字，这简短亲切的问候在很多年里感动了大家。
五十年的时间已经使我习惯了一个国家。也许说“国家”是用词不当，应该说“政权”。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五十年由这个政权统治。
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议论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即是神甫又是官员。
如果我还有起码的真诚，首先应该面对自己才是。
中国文学传统标榜“铁肩担道义”，也只有圣人配，我不敢当。
顾盼自雄
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能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
中国人两千年就思想完了。百家争鸣乱想了一通，给自己立了无数规矩，后两千年争的都是解释权。
直觉？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直觉才厉害呢，原始民族会依赖直觉，猜天猜地猜祸福。
有时吃点亏是可以转化为商业信誉的，都知道你老实，没心眼儿，其他坏人才敢来找你，机会也就来了。
譬如同性恋，除了不会生孩子，女的能干的他们都能支应一番，意思还都在。
说来说去，就是不相信这人的目的就是他正在干的这件事，一定要去打探、猜他后面的真正动机。其实自己想象力也有限，猜来猜去，无非是“名利”二字，某人想钱想疯了，某人想出名想疯了，得出这个结论，自己也踏实了，觉得把人家看穿了，进而把纷纭世相也看破了
我觉得张艺谋今年的创作受一种强烈主观意图支配，那就是想讨人——讨所有人喜欢。近期他对媒体的谈话中很是流露出左右逢源后的自得和能继续“活着”的自信。
我认为王斌的做法破坏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游戏规则，即：不得对文艺批评进行人身追究。
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什么人？不管你们能动员多少有效资源，一手遮天这事儿也不要去想。电影是越来越像一单生意
道德的目的，在于隔离社会各阶层，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小家乍富说的就是这德行。
我们说的所谓“大话”就是指这种听上去就无比正确的东西。
成长的过程就是把人、不相干的人一把一把往外择。
付绪文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有点拿人不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不管说谁说什么先把自己垫脚底下，踩着自己说话，所以无论他的话怎么过分，别人也不好说什么，这倒也获得一种自由表达的特权。冯小刚是眼风极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夸起人来十分舍得自己，他的逻辑是：我就是把人夸过了他也不能跟我急。夸的时候就把什么事都办了。这都是北京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自保同时又能吃得开，听上去挺悲哀的，其实是小人物唯一可以多少保持一点自尊的方法。这两个人都教王朔懂得了很多东西，丰富了他的创作和对人群的认识。老实讲，王朔创作中极招眼的一些观念，譬如什么也不坚持，不知丑焉知美等等，均来自这二人。所以，也不要羞羞答答老是暗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大家都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谁也没亏了谁，王朔做调侃一类文风开山掌门人的姿态可以休矣。
很多明白人早看出对待王朔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臊着他，全不理他，由着他自生自灭，这叫“好鞋不踩臭狗屎”。
上海陈思和教授最近由一段评论王朔挑衅金庸那件无聊之事的话深得我心。他讲（大意啊）：王朔这是炒作（这个不新鲜，谁都这么说），他新写的小说反应不好，而金庸又迫切想从江湖进入文学庙堂，所以在这场纷争中他们是共谋关系。。。却道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众媒体无处不在任意制造话题将无聊当有趣的无奈环境。
学养先天不足。
背着太多东西又不辨方向的人是跑不快也走不远的。
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艺术的发达仅有规模庞大的经济是不能受到世人的尊敬的。
如果我们注定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
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只能欣赏喜剧性强和更带传奇性的作品，对人生疾苦一无所知，抱着这样自我娱乐的心态看书，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
活画出中国人的欠揍性
主要是假，没走人物，走的是观念，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
更没有用死无对证的方法大肆弘扬民族正气，编织盛世神话。
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卷入上海滩的是是非非之后，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是图一时痛快，净跟小人过不去。
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像样的作品。
丢人的事也有瘾，干过一次就想着下次。
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可以，说众人皆浊我独清，这个恐怕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才配。
大概是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上开始给受迫害的人平反，小说成了平民表达自己看法最时髦最有力的武器，大家都成了文学爱好者。
再加上受舆论大力灌输，都说好，自己也有了下意识的接受，当做是自己的判断再不去想它。
北京人自己形容这种说话方式是：车轱辘话，话赶话和你说前门楼子他说热炕头子。这样一种天生掺水强调口腔快感的语言风格，不挤水分，或说大刀阔斧取舍，直接端到智商，来不来一百多万字来不来一百多万字，那得是什么样热爱文字又读书癖的读者才能胜任的愉快？
文字，当然首要是要说事儿的，能把事儿说明白是读者的基本要求，但也无法忽略文字像女人一样有自我美化的本能，光使它，不打扮它，久而久之它也会老。
看个热闹，缓缓脑子。
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形象在我眼里是喧闹和艳俗的。
一个是席慕容一个是那个著名的三毛。。。。但我忘不了读她们东西时作为一个读者所受到的单纯的感动，那时使人想变小变透明的感动。
那种方朴诚恳在大陆也是少见的，人好在骨子里，不但可以一起做事也能玩到一起去。
我想大众文化的底线就在这里——不冒犯他人。在这之上，你尽可以展示学问，表演机趣，讨论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小非，有时也不妨作愤怒状，就是我们常说的“玩个性”中国人一提正义总是很动感情，愤怒有时恰恰是最安全的。
永远不要同情有钱人！这也是大众文化一个响当当的主旋律，铁的规律。
记得那时关于电视剧有一个争论：它是更靠电影还是更靠戏剧？
好像是张和平讲的，那时我第一次听到关于电视剧生产要求的明确尺度：二老满意——老百姓和老干部。
她发现我在剧本中写到人与人关系时强烈流露出了我的一贯观念：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道义优势。
中国人对苦难是很熟悉的，也大都具有极强的抗打击能力，对苦难也都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法，那大致是默默忍受。看到一个人不肯忍受，还以此自骄，要挟他人，心中一定不快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十分丰富，但并不慷慨，一般只施予跟自己境遇相像的人，由己度人是启动同情心的钥匙。
《飞一般爱情小说》导演不知是谁。好看得不得了，首发之流畅诡异，大陆年轻导演倒显出笨，拍东西太使拙劲儿。
美其名曰：招商。。。总而言之一句话：磕钱。
有一点儿钱的好处就是，不舒服的钱，敢不挣。
这就叫开国斩将吧？这就叫重振朝纲吧？
但我明白，已到了我在大众文化舞台上谢幕的时刻了。
能使大人成瘾的东西都不是甜的，烟酒茶什么的，总要带一些刺激性。
也就是桌艺术是往人心窝里搁事儿的，娱乐则是从人心里往外掏事儿的。
有些娱乐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可以经久不衰，老而弥新，为一代又一代人所着魔，譬如麻将，譬如钓鱼，譬如武侠，我看这些动气起码还能窜在一千年，谁跟我打这赌？
真正的解说、分析、论功行赏和以罪定罚，还要老师们出场，你们事专吃着碗饭的，责无旁贷，别光吃饭不干事。
这优越感事可耻的，而且事虚妄。在这里向农大及农民道歉：我错了又错了。种地光荣，土地事国民之本。农民事为国家进步付出最大牺牲的人，他们相比城里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地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有受惠于他们的城里人的羞耻。如果我上不能付出所有帮助他们改变现状，至少应该尊重他们，心存感激，这已经很虚伪了。跟他们比我很不高尚，我为自己感到脸红。
金钱是自由意志的奴婢！
个性很值钱的。
告你们主任（据说在修《金刚经》）脏心眼不除了修什么都没用。
原来日坛公园路口、朝阳公园路口、长虹桥路口那些个坑老不填我就断你们有贪官，果然有——现在该改改了——吧？净瞧见来回铺便道砖儿了，粉的吧，绿的吧，原先那灰白的怎么了——不就是地砖么？非铺得全城跟窑子似的——吗？
摇滚女青年和文学女青年没什么区别，拿爱好当个性了。
社会上多少人疯了自己都不知道，在演正常。
争夺话语权是一场战斗。
到今天我都认为电影导演应该自己写剧本。你要拍什么，怎么拍，自己先搞清楚，犯不着照死了折磨编剧，在编剧的尸体上提高自己。
可叹我混了这么些年，确实有些时候是欺世盗名。
偏执、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话。
后来自己有了成绩，心胸开阔了一些了，不那么小心眼气人有笑人无也颇顾盼自得。
老奸巨猾的王蒙老师中奸小滑的刘震云貌似忠厚的莫言
我这人有一病，满心欢喜时话就有点密。
二十年里这个格局没变，大家还是狂喝胡聊，转眼之间酒喝累了，人也老了，一班熟人变成生人。
这时我哥刚死，梁左也刚死，话虽有趣，笑不太动。
看过几个新加坡人设计的会所、高尔夫球场，还是透着小国寡民的穷气和算计劲儿。
我跟她们说，我总要相信一些人，我宁愿还是先相信人，知道这人证明不堪信任再一一择出去。
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得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往外偷乐。
他说我跟他还是不一样，有些事你早看开了，在我这儿就是大逆不道。
相声，由于他的介入，曾经有一番中兴迹象；情景喜剧，说他是第一人略嫌肉麻却也基本属实。
他把所有当负不当负的责任都一一肩担了起来。他对别人慷慨大方，对自己极为苛刻，他外表的风趣和内心的认真并存，他的原则是只麻烦自己不麻烦别人，当他沉默时就显得沉重。
对我这种在文化革命中度过自己整个少年时代的人来说，还未成年就已失去了心肝，只是自己不知而已。
我要指出，崔健的音乐有麻醉作用，他会使像我这样不肯承当的人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放弃，理想还在，勇气还在，希望孩子啊，只要这种音乐还响着，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毫无价值——然后是再一次地破灭和极大地失落和空虚。
为什么人需要自我感动？需要一种音乐寄托自己的情感？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看到了未来又怎么样？知道了来历又能如何？我知道自己还是会深陷在越来越新、越来越高的城市中，混迹于饭店、酒吧、舞厅那一间间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小房间里，一天天老去。崔健给过我们多少力量——这时他常爱用的歌词——今天想来，也不过是徒增伤感的淡淡记忆。
上个月，又重新听了很多遍《红旗下的蛋》，感动越强烈，内心越空荡，乃至每次都在歌声中睡过去，一个梦没有，像是在沉沦。
他们那么不通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儿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
我相信这是一种人性弱点，就像有几个钱会使人堕落掌握了知识也会使人存心欺世。
我的悲剧是在知识面前失去了自我。
缺乏创见的论者频频借来当做真知灼见，一般读者也常拿此话问我，弄得我颇有些不耐烦，因为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我是个痞子，这本该由论者解释，这是他们的发明。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1949年以后，新生的中央政权挟众而来，北京变成像纽约那样的移民城市。
有一个家伙对我转述另一个家伙的评价，说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跳蚤，只可惜没能跳的更高。这厮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
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予理睬，不给机会。
忽然对已经得心应手，已经写得很熟练的那路小说失去了兴趣，觉得在得心应手间失去了原初的本意，于很熟练之下错过了要紧的东西。那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虚点，像袜子上的一个洞，别人看不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标榜的那一路小说其实是在简化生活。
什么生活也是百感交集莫衷一是。
北京话说起来有一种趋于热闹的特点，行文时很容易话赶话，那种口腔快感很容易让说者沉醉，以为自己聪明，因而越发卖弄。
未必它不会当喜却悲，遇爱生恨
这种涮人的恶癖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是的，自以为了不起，有折腾劲儿少立身之才，沦入社会底层而不自知，肉烂嘴不烂，于话语中维持自大，像活在梦里，依旧卓尔不群，睥睨众生。是爱装大个儿的，是流氓假仗义，也有点不敢寂寞，然而，还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笑容可掬的所谓小人物。
变成狼我所不欲，变成狗亦我所不欲，两害相权，取不得已。这就是敌人的好处和必要。
有时黔驴技穷一狠心用了这书的片段去支撑另一个已发表的小说，用过之后之懊悔，痛不欲生，有如旧时代妇女失去贞操。
游泳游得快，来到这世上，不能白活，来无影去无踪，像孑孓jiejue随生随灭。
小孩子当然是有些糊涂想法，生于大时代，也不可能不在时尚中，胡乱关心一下政治，轻率赞同一些时事，拿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也很正经，没人会发噱xue，搁在今天，这些忠厚便显得狡猾，有几分不怀好意，有点调了侃。。
读的时候我也刚从部队复员，也没打过仗，也没崩溃过，精神清醒正常得自己都腻歪，但不知为什么感到委屈，瘦了亏待，想得到安慰，感情脆弱的一塌糊涂，读的时候没感觉，三个月后冷不丁想起，大受感动，要不是者情绪来的太突然，杨静美准备，来不及反应，也就哭了。那时一股柔情啊，像冷天看见一只烛光，心灵受到温暖也就够了，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小男孩的谜语：墙和墙说什么——在拐弯那儿碰头。
我是狂热喜欢英国作家些的侦探小说，他们用词极其讲究，翻译过来也很精当，几乎无一例为地喜欢调侃，以致荒诞，那种冷酷的笔法常使我感到英国人谁也不喜欢，包括他们自己。
我喜欢这些女子身上的古典爱情精神：跟所有人打擦，只对一个人认真。我信这个东西存在。那种跟谁都认真活着跟谁都不认真的态度我觉得都是装孙子。
海岩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对男孩的想象则不那么清晰和坚定。他的恋爱中的男孩都有太多的女性气质。
王海鸥有分析别人、一厢情愿猜测进而将自己的武断判断强加给别人的嗜好。我有死不认账、强词夺理、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最后把水搅浑的本事。
我承认人有不同，但无高下，骨子里都一样，表现程度不一。
我认为今天大家都该不为他人的趣味决定自己的。
上海的个别女生就特别爱夸大个人感受，以一种谄媚的态度追随时尚，甘作物质的奴隶，还挺美。这在北京是没法想象的，忒丢份。
这与其说是打气不如说是省事或说愚弄。
有自己的看法，不用自己的看法修改对象的观点和形象，这大概是纪录片导演应有的职业道德。
他最好的电影《儿子》，没有音乐，不顾时空关系，镜头紧紧盯着那痛苦的一家人，你甚至会认为他没有剪接，就是这样一个粗糙简陋的东西，曾经干净利落地震撼过我。这时候你会觉得任何手段都是多余的，生活的真实已经包含了所有艺术的追求。
一个美国法官这样写道：个人拥有的权利是自然赋予和不可让渡的，多数人不代表一切，人民不可以为所欲为。
“文化大革命”中国登峰造极了两大恶文，两害相权，大字报比颂歌还要好点，大字报无理得搞笑；颂歌，神恶魔时候听，还是那句话：太麻人了。一定要写差文章，千万别再去夸谁了——双倍恶心。
我怕出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不自觉地重复，明智的做法是就此停下来，重打鼓另开张。
我不是说时代对一个人不会产生影响，我必须承认环境可以强化人的感受，突出人的弱点，但我讨厌有那样一个时代，动荡异常，充满戏剧性和悬念。这所谓的“大时代”是在是喧兵夺主，常常使我们丧失人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放弃发问的权利，似乎认识了时代就可以代替认识自身。
你都急了，我还说什么？气量不大。——谁急了？说不过别人就告人急了，这也是你们的管用伎俩。我那是慷慨陈词。。
我还想保持我那个笑骂由人笑骂，好钱我自搂之的开明相。这是我最后引以为傲的不多的几个形象之一。
反正人说那个不可能的事儿吧，我就特拧，觉得美不可能的事儿。
有些东西是要极致的堕落才能得到这个东西。
那原来有一阵儿我觉得，我得的这个钱，值当被人这么蹂躏一把，后来我觉得这钱不值当了。
说来我这人也有点儿贱，非要走投无路才认真对待自己，但凡有机会，就要混。
我想他们之所以拿起笔，一定也曾面对绝境。
中年了，还是稳重一点，描情状物准确一点，可能有点啰嗦，有点伤感，青春一去不复返了嘛。
我有时觉得中国几千年大局不堕，实在有拜这方块字之赐。
是想和别人也想和自己掰扯掰扯。
所以在出我过去作品选集的时候，我有摆出一副讲理的架势的内心需要。
输理恐怕免不了，至少不输人。
中国的影视剧本紧紧是为动作做提示，本身没有文字要求，写清楚就行了，真正在那儿浓墨重彩、烘云托月的是摄影机。。不是叫“镜头语言”吗？根本跟文字表达是两回事。
你不知道那会儿媒体都抵制我？嫌我说话不靠谱，着三不着两的，人品可疑，格调也不高。
能出来的都是，香港人讲话：有料的。演艺界就不同了，集体创作，大拔哄，左牵黄，右擎苍，真有欺世盗名的。不会写找人写，没想法就开会，连改遍带商量，拉拢一些媒体，谄媚一些领导，巴结一些大款，还就叫他成了事儿了。说百分之九十，打击面也宽了，起码有一半是头脑空空，一天到晚泡在酒桌上，见缝就钻，天下事一问三不知，就知道找谁蒙钱，找谁通过，找谁宣传，再加上一个找谁演，把这事当政治搞了。
我也是一势利眼，也不乐意混在一圈里净是没本事的人。
在我能想象、计划得出的未来，也没那个打算。
我确实是在自身上时时表现出极大的人性，一方面坚强，一方面脆弱。还有很多呢，譬如有时自信有时不自信；有时孤傲有时从众；有时宽大有时狭隘；有时高尚有时卑鄙；有时信佛有时无所畏惧。
我爱钱，但耻于谈钱，尤其在朋友之间，你要逼我张嘴跟你要了，那我就会恨自己同时也把你恨了。
写小说就是全部喜怒哀乐了。
我小时候很愉快，很多好朋友，都是一个院的。现在我一想到朋友这个词，还是觉得单指他们，虽然现在各自遭际不同，再见面也没多少话，但那份一想起来的亲近感大了，以后交的朋友都赶不上。
总觉得像两世为人，小时候纯洁地生活过，现在活得再久也是苟延残喘。
我自己其实光靠写作也没挣到能活一辈子的钱。
用台湾跟咱们聊天的话说：一中各表。
电影院和院线公司拿走你没长票里的百分之六七十。奥，拍电影的钱我全掏，放电影的钱我只能拿三分之一，谁能拿百分百的成本，靠百分之三十的收入，支撑这个局面？
电影院完全是巧取豪夺的，老实说。放映一部电影真需要抽那么高水吗？不需要。你不就这点人工、电费和建电影院的折旧吗？至少院线公司跟在里头抽百分之三十没道理，他跟电影院是一家，都是老省一级国营发行公司变的，电影院的上级。院线公司不承担宣传费，还是得制片公司自个儿掏钱。院线实际上也不管放映，也就是帮着安排点档期，组织点首映权拍卖，开店记者会，跑前跑后，坐地收钱。他们完全是通过垄断形成的强势。
早年有人做过尝试，跳过院线公司直接跟影院勾上片子。你一部电影挣钱了吧。院线公司跟影院说了：全年供片我不供你了。特别是外国片。外国片最挣钱，又有人看，给外国商分成又低，比国产片低，好像是百分之八，不知道是不是保护国产片的举措。外国片进口归中影公司和华夏公司。。。一条院线的胃口靠一个制作单位是不可能满足的。所以就造成享有进口片配额的院线公司在中间什么也不干白抽三成影院还不敢得罪他。
电影其实也没什么，演员也没什么。没那么神秘，专业性也没有像飞行员啊，潜水员呀，需要长期的严格训练，一丝不苟地执行。差点也挺好。
而且人物也是以他们熟悉的那种意大利街头犯罪的态度在对待生活，既自暴自弃又光明自大，甚至比一般人还要正直，硬着头皮维持着自己的荣誉感，其实那荣誉感在他家人面前都不存在。
真正使人感到需要聊聊的还是怎么把自己想要的表达出来。。。语言它本身是一个不能完全表达人思想的工具。所以，陈村说过，最好的小说是脑子里想的那个。
电影的话，一个半小时，两万五千字足够了
真要把话说尽了挺难的。不是回回都能赶上，过去我挺装的，好耍那意犹未尽、话里有话的范儿，推崇节制——这他吗是谁装我脑袋里的！
吃流通饭，说实在的，二十年之内，这碗饭肯定不好吃了。。。不产生信息的人在挣最多的钱，这事本末倒置。
谁也指不上，求人不如求己，我必须把死前最后这二三十年的钱宽宽裕裕挣出来，早挣够早歇，七十了还为消遣奔波太可怜了。怕的是要受累。
跟谁一翻了脸就再也翻不回来了。
所有摄影美术其实是提供技术支持的人。
世间往往正义是最大的邪恶，这个小孩子怎么理解？
文天祥之后，没有天生傲骨。文革之后，没有从来清高。
宫崎骏的动画片，给我一个启示：美好其实挺简单。。。。突然想起小时候曾经遗失一段感情，曾经发生过，只是你遗忘了。宫老师的动画片非常喜欢表现这个，美好在小事里，在不知不觉里。
其实，世界你把它看成美好的就是美好的，看成恶的它就越来越恶。
我的内心有一种无生命的东西。
如果按照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说，今后娱乐公司最大的资源不是几个大牌导演或演员，而是几个原创故事、人物的所有权。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