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杂文《隐士》里说，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真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世间的“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
对那些盛唐之时，寄居终南求捷径的人来说，隐士相当于一块入仕的招牌。而正始之后，司马氏政变，为了乘胜前进，司马氏开始对异己势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镇压。此过程中，杀人如麻，腥风血雨，人人自危，只好隐居以避其祸。他们的隐居和醉酒，不是为了享福，为了悠闲的生活，反而出仕才是挣扎谋生的最后选择。
“弃经典而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这个时期就连老子的清净不扰都是不能做到的。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嵇康被杀以后，向秀出仕，司马昭问说，听说你想隐居的，怎么跑我这来了？向秀说那些隐士都是狂傲固执之人，不值得羡慕。向秀留下的是庄子注，一个成天研究逍遥的人，“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他却只能陪侍君前。
就在向秀入洛阳当官的时候，有一个人消失了。那个成天带着锄头驾车出去喝酒的刘伶，那个死便埋我的刘伶，那个似乎在竹林里只是喝酒的刘伶。当人需要借助酒来表达内在的自由追求的时候，可能是外部环境最不自由的时候。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想隐居帝王不许，朝堂上小人谋害，除了醉生梦死，装疯卖傻，大约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隐居与饮酒在魏晋之际，不是享受，不是悠闲，混乱纷争的年代里，隐与醉只是远离祸端，保全自身的手段，只是对现实的逃避，对生活低头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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