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职业宿命之谜
2008年秋，我有幸在纽约与洛杉矶两地的帕雷媒体中心举办了演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意义重大，原因至少有几点。这几场演出以音乐、录影、谈话相结合的形式，给我提供了一个分享与提炼自己许多想法的机会，而这些想法后来又成就了本书。此外，洛杉矶的那场演出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我的父亲到场参加了那次活动。
那是他第一次在这样的公众场合听我演奏与唱歌，而且他不仅仅是去做听众的，还参与了表演。他带来了自己那把多少有点名气的尤克里里，在开场节目中与我共同表演了一曲。在倾情演绎了《她怎会如此可爱》（Ain’t she Sweet）这首歌后，父亲告诉现场观众他是来这验证“自己在钢琴课上的投资收效如何”的，着实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如果当时细想一番，我可能会问他说的是哪次钢琴课——因为我从开始学习到中途放弃，前后共有四次这样的钢琴学习经历！
我想这也契合了我希望在此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什么样的职业才是我们的天命所归？这是一个玄妙的话题，很少有人能够不走弯路就找到它，也鲜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怀疑过自己、走错过开局、碰到过危机，或是犯过愚蠢的错误。
回想起来，音乐似乎一直以来就是我的宿命所在，这仿佛是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因此这就越发令人费解了——为什么我用了那么久的时间才全身心地奔向它？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与很多人一样。有时那些就在我们眼前赫然出现的事情，反而最容易被忽视。
我的母亲曾告诉我，在我学会说话之前，我就能在摇摇晃晃迈着步子之时嘴里唱着“一闪一闪亮晶晶”。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能在脑中听出曲调——当然我完全不知道这有任何不寻常之处。难道不是人人都能听得出内心的旋律吗？等我能够碰到钢琴键时，我就知道去重击低音键来模拟打雷，通过轻抚高音键来表达雨声。
四岁那一年，我设计了一场这样的“约会”。我邀请一个名叫戴安娜的小女孩来我家玩，她是最早令我心动的女孩。我从家里的壁炉中钻出来，营造出一种我出现在舞台中的效果，为她献唱了一首保罗·安卡（Paul Anka）的歌：“哦，戴安娜，请你留在我身旁！”
之后在我五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甲壳虫乐队首次登上《埃德·沙利文秀》。我被迷得神魂颠倒，彻底为之折服。与数百万家庭一样，我们巴菲特一家也径直冲到当地的百货商店，买了一张珍贵的黑胶唱片——由Vee Jay唱片公司发行的《Introducing the Beatles》专辑。很快，我就可以煞有介事地——不，准确来说是如痴如狂地——对着空气做出假装弹吉他的样子。我会模仿约翰·列侬屈膝的动作，以及保罗·麦卡特尼在唱出他标志性的“耶，耶，耶，耶！”时伸长脖子的样子。我花了少说几十个小时甚至几百小时在家中的西尔斯便携式唱片机上听这一个唱片。有一天，唱片机上的磁针坏了，我用母亲的一根缝衣针把它替换下来，竟然奏效了！这是我首次把音乐与技术相融合的一次尝试！
到了六岁时，我开始学钢琴了。我的钢琴老师就是那种典型的“住在同一条街的老太太”，她也教过我姐姐以及街坊四邻的孩子们。我从她那里学到了最基本的指法与和声，还有简单的和弦与视奏技巧。
我还学到了大调与小调间的不同——大调听起来欢快明朗，而小调则听起来沉郁悲伤。这些最基本的了解让我对如何通过音乐传达情绪有了突破性的领悟，我对音乐的表达张力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大约是在七岁时的某天晚上，我的心情有些低落。于是我走到了钢琴面前。这架钢琴就摆在父亲常常坐在那里读晚报的一张椅子旁边。我并没有用语言来解释自己烦闷的心情，只是缓缓地用小调在琴键上弹出了一曲《扬基歌》。神奇的是，这首原本激越昂扬的进行曲顿时变成了一首挽歌——家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当时的心情。
* * *
然而，就算我十分喜爱钢琴，就算钢琴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两年后我却想要停掉自己的钢琴课。
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先从儿时的回忆中抽离出来，思考一些更宏观的问题：为什么让年轻人辨认出自己真正喜爱的职业那么难呢？这其中有什么样的阻碍，需要走什么样的必经之路呢？
我想，其中一个艰难之处就在于承认并欣然接受一个职业归宿意味着要为人生的赌注加码。试想一下，大多数人在大部分事情上水平都很一般，这也是所谓“平均”这个概念所依赖的基本事实。这并没有问题。多数学生都成绩平平，多数人的高尔夫球技也非常普通，在任何事情上，多数人都属于那些平凡的大多数。尽管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描绘过一个不同的世界，但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高于平均水平的小镇，因为如果是这样，整体平均水平也会提高！
在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中，能达到平均水平已经非常不错了。实际上，处于平均水平有许多好处。它不会让人产生压力，也会把人的预期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然而对于真正的职业宿命来说，中人之资似乎难承其重。如果你所求的职业归宿是做一名厨师，在厨房中平平无奇的表现显然不够好。没有一名全心扑在教学事业的老师希望自己只能贡献乏善可陈的课堂表现，也没有一名作家希望自己的创作流于平庸。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接受一个职业宿命会如此令人恐惧。
如果说在生命中的诸多方面我们都注定平庸，那么就算实际中差一点点又有何妨？但如果我们在用以定义自己、希望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事情上落了下风，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这就回到我第一次放弃钢琴课的事情上来了。当时我只有八岁，我也不会假装自己当时会像个成年人一样思考问题。我能够说清楚的理由，不过是觉得这些钢琴课不再有趣了。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想，它们不再有趣是因为课程越来越难了，而课程越来越难是因为这件对我来讲颇有分量的事已经开始进入更深程度的学习阶段了——那是我无比希望能够做好的一件事。在我难免孩子气的理解中，我开始觉得钢琴于我并非儿戏，我与它之间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关系。
因此，我对音乐萌生出的热爱既是我快乐的源泉，也让我感到了某种不安、某种隐约的恐惧。
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人在职业宿命出现之初有过欲拒还迎、在进退的边缘来回试探的经历，他们一定也体会过这种复杂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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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何其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某些乍一看似乎完全相左的感受到头来反而完全是相通的。所以在此我想提及另一个导致我在八岁那个“成熟”的年纪做出弃课决定的原因，其中颇有些悖论的意味。当时抵触钢琴课，一方面有课程难度增加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我不知受了什么蛊惑，对自己产生了一种自信，认为仅凭自己就可以学好音乐。
当我自己可以神奇地用生动、丰富的色彩随手谱写出简单的曲子时，何必要去学习那些别人用黑白两色写就的音乐呢？
如果说这种自信能够让人精神振奋，那么它同时也充满了危险。相信自己或多或少有一些原创性，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做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彼时我懂的那点东西还远未达到能够让自己创造出成果的地步，而自以为具有那样的实力实则是件自讨苦吃的事。我想，对于那些天资不凡的孩子，那些感受到了最初的创作冲动，却错误地以为自己比老师懂得还多的孩子，应当吸取这样的教训。
最终，我不得不承认，掌握一门手艺并无捷径可走。现实告诉我的是，我仍然需要老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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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伟大的思想与宗教都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有趣的是，其中很多宗教与思想流派都不约而同地秉持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即生命中的师者不拘于一种形式。佛教有言：有多少条路，就有多少个向导。基督教教义中并非只有一名福音书编撰者，而是有四名。希伯来教正典中一句最重要的祝祷——一种犹太教祈祷文——最初是用来歌颂一位受人爱戴的老师的，后来逐渐演变为致往生者的通用祷文，这是一种隐喻，暗示着每一个先于我们逝去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换种方式来说就是生无常师。世间有多少事，就有多少老师。如此说来，这个数量真正是难以计量的。
之所以在说到我的钢琴课时提到这些内容，是因为在我的钢琴学习完结之前，我还有过三位老师（我指的是三位收费教学的老师，如果说把那些曾无意间指点过或影响过我，但对此毫不知情，也没有得到过我感谢的人也包括在内，那就有数十位了吧），他们每一位都在我断断续续的钢琴学习中教给过我一些独一无二的、无法被他人取代的东西。在任何领域中，好老师能够做到的远远不只是传授知识这么简单，他们传授的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因此，每一位老师在技术层面帮助到我的部分，或许远没有他们对事物不同的切入角度所带给我的影响大。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按照书本对我进行钢琴教育的。读谱、数节拍、把手指放在该放的琴键上。这些内容谈不上有什么创意，但却是完全合理与必要的，它暗含的一条真理大概放在任何学科上都适用。在你放飞自己的想象力之前，一定要在某些乏味的苦差事上下些功夫，掌握最基础的东西。如果没有枯燥的老手艺为根基，创造力带来的恐怕更多的是一塌糊涂的作品，而非什么传世佳作。
我的第二位钢琴老师是我从五年级起开始师从的一位老师。她采用了一种略微不同的方法，但这种方法至关重要。相比于音符，她更关注音乐的风格。比如说，为什么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歌听起来与莫扎特的奏鸣曲如此不同？一个简单的C大调和弦能用多少种方式演绎出来？同样一种乐器是怎么做到既能表现出肖邦的风格，又能表现出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的特点的？
从这位老师的身上，我学习到了每当我把手指放在琴键上的时候，我就需要做一个选择。不仅仅是弹奏什么音符，而且是如何去演绎它——如何让它听起来符合我所弹奏的曲目特点，以及到最后，如何让它听起来有我的个人风格。
第三位老师延续了这种理念，但实际上是把它提升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对她来说，音符也好，技法规则也罢，这些都不过是最基本的原始素材，就是需要人们去学、去超越的。而所谓音乐风格也不过是一种手段，带我们通往一个更重要的彼岸：自我的表达。
至此我对钢琴的理解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它令人兴奋，也令人生畏。我该如何去驾驭心中的情感，让它们经由脑中所掌握的知识化成音符从我的指尖流淌出来？这当中牵涉多少的灵魂诘问，要冒多大的风险，又有多少内心的袒露呢？需要有怎样的自知之明，又需要经历多少次自我放弃？如果我触及内心深处，把自己最原始、隐匿最深的个人感受注入音乐，结果却没能得出像样的成果，我又当怎么办？
那时的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冒这个险。我对生活以及自己的内心了解得都还不够多。于是我选择更多地投入摄影这种更安全、不那么带有个人技艺色彩的行当。我让音乐与自己之间的纠葛再一次滑向了人生的边缘。
* * *
不过，关于我的事情讲得够多了——至少先到此为止吧！
让我们来更宽泛地聊一聊职业宿命这件事，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这些强有力的宿命召唤是从哪里来的？我的答案很简单，但恐怕不会令人满意：没人知道。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个孩子跟随父母的脚步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我们很容易认为是遗传基因与/或是深厚的家庭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那些完全走向了不同方向的年轻人呢？杰出的诗人詹姆斯·梅里尔（James Merrill）碰巧出身于显赫的梅里尔家族——创建了美林公司，你又当如何解释他的职业归宿呢？答案是你解释不了。其实我们无须对其做出解释，反而应当为之欢欣鼓舞，它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本身有多么奇妙与复杂，也看到了生命为我们提供了多么广阔的选择。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可能更玄妙一些。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终身的职业使命？
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它。如果说职业使命指的是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怀有热情，那么坦白来讲答案就是否定的。在理想世界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最大的快乐，并且这个快乐的所在恰好是人们生计的来源。那就是一个乌托邦！而在现实世界中，实际情况却不总是这样。我们可以奋力拼搏在工作中取得成功，也可以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工作中的行家里手；但不幸的是，这与把工作视为挚爱且在其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并不是一回事。
不过我想为职业宿命提出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一个有可能适用于我们所有人的定义。我认为职业宿命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一种引力，它把我们拖向一个感觉很对的、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可能会围绕工作或某种职业展开，但也不必一定如此。它带给我们的极致快乐——一种一切都对了的感觉——有可能以任何方式出现在我们所选的道路中。
我想来讲一个一对恋人对待生活的不同方式的故事，它充分说明了人生的可能性何其广阔，而这也正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
在这两人中，一个从小就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名作家。他说道：“有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是因为才华，而是因为人的秉性。我与别的小孩子相处得也不错，但当我真正想要集中精力去做某件事时，我希望身边没有他人。能把一件事情给自己解释清楚、找到事物背后的原因，对我来讲是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纪律性非常好，我指的是需要自律的时候。但如果有人试图告诉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往往会变得非常固执、蛮横，表现出一副叛逆的样子。所以在有老板存在的地方我一般很难把事情做好——我想这大概就足以把我排除在百分之九十五的职业选择之外了吧。”
他的最后一句话对于确定我们的职业宿命非常有用：想清楚什么是我们不想做的会大大简化我们的选择！
无论什么情况，这位朋友对于成为一名作家的想法是非常笃定的。他还补充道：“我从来没有真正给自己做过别的打算。在我一生中，或许只有过那么两次让我对成为作家有过片刻的动摇。一次是刚上大学的时候。事实上，想靠写作养活自己似乎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名医学预科生。但这个想法在我第一次进入生物实验去抽一只青蛙的筋时就作罢了。细节我就不多说了，不过这种场面如此容易令我作呕，因此我意识到自己恐怕不适合当一名医生。第二次现实的考虑发生在大学刚毕业时。那时我找了一份在总统竞选期间担任民意调查员的工作。这份工作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它给了我很多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可是我为什么想要跟那么多人聊天呢？因为这能给我提供很多写作的素材，这才是一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点。”
因此这位朋友还是决定把未来押在写作上，无论这样做会在经济生活上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道：“我很庆幸在我还年轻、还能从难以避免的挫折中迅速做出调整的时候走上了这条路。我基本没有积蓄，30岁前后还一直过着像学生一样的生活。但我并不介意，因为我一直在做想做的事情。我甚至不确定把它说成是我所做的人生选择是否准确，因为我完全想不出除了写作我还有可能做什么。”
总之，这位朋友所过的生活、所感受到的宿命显然是围绕工作而来的。
相比而言，他的伴侣所遵从的使命召唤几乎不可能与他有更大的差异了——但至少在我看来，这种使命的召唤同样站得住脚。
他的这位伴侣是这么说的：“我从来没有过一种明确的职业身份，也从不想追求这样的身份。我做过很多种工作，也承认赚钱的必要性，但，仅此而已——我只是把它视为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它其实谈不上好坏，不过是维持生活的必要手段罢了。”
正如他的伴侣很早就知道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作家一样，他也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内心绝不是那种想要去追求某种职业的人。他回忆道：“小学老师总会问这样的标准问题：‘你们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孩子们可能会说消防员、宇航员、科学家等等。但我的答案是‘快乐’。有的小朋友告诉我那不是一种工作，而我记得当时自己心里想着：‘是的，它就是！’”
“那个时候，”他接着说道，“我还无法把自己的感受清楚地解释出来，但大致上我总觉得人们做的所有事情——干事业、赚钱、买车、买房——都是为了获得喜乐。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奔主题，单纯地去追求快乐本身呢？”
把快乐作为一种使命的召唤？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吗？在我看来，认真、用心地追求快乐，我们需要具备的素质与追求其他任何事物的成功所需的条件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要求我们有耐性，有自知之明，有能够从逆境中重振精神的力量与坚定。
这两个人对于人生归宿的不同理解都让我想起了一个由来已久的观点之争：存在还是实践？
东方哲学比较推崇“存在”，比如冥想、正念、感知万物、凝神静心，换句话说，它追求的是一种快乐的状态。而西方传统则比较重视“实践”——实现目标、取得成就、出人头地，换句话说，就是实干。
这两种哲学思想哪种“更好”“更接近真理”“更有意义”呢？这样的争论永不会停歇。但我想说的是：对以某种职业为归宿的人来说，实践即存在；同理，对一个虔诚地以快乐为归宿的人来说，存在也等于实践。在我看来，这两者间的矛盾已然消弭了。
* * *
再回到我与钢琴的问题上来。我与这个职业使命的纠葛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叫拉尔斯，他与我一样对琴键十分着迷。我们开始试着四手联弹，再往后，就开始一起写歌，做一些我们自己的音乐。
音乐还能带给我这样的社交体验，这对我来讲是全新的感受。我一直把钢琴视为一个孤独的避难所，也从未加入过任何乐队，也无意于此。而在这个时刻，钢琴成了这段友谊的核心。其他孩子会一起去打球、钓鱼，或是去林间游玩，拉尔斯与我则在一起玩音乐。
这种感觉真的挺不错的——可是，或许也是在所难免的，它同时在我的前路上竖起了另一道槛。我与拉尔斯明面上并没有相互较量——这也并非音乐的创作之道，可是我很难控制自己不去与他的技法做比较、不去想谁的音乐直觉与天赋更胜一筹。而我内心总觉得，自己是拖了后腿的那一个。
这或许是事实，也可能只是我内心的不安全感在作祟。人性就是这样，我的感觉准不准确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事实也好，假象也罢，它都使我的信心受到些许打击，让我不敢把音乐看成生命中的重中之重。如果说我连身边唯一的一位同行都比不过，我又有什么资格梦想着把音乐当成毕生的追求呢？
最后，我到底还是走出了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虽然我事后逐渐明白这种困境完全是种错觉。但我还是用了很多年，经历了很多自我怀疑，体验过一些失败，并在碰到一些幸运的巧合之后才消除了当年的困扰。
其中一个幸运的巧合——如果说它真的是一个巧合，而不是母亲匠心独运的安排的话——就是我读高中的某一天，家中突然出现了一台磁带式录音机。
前文提到过我曾经用一枚缝衣针修好过家里的便携式唱片机。以它为例说明我一直对音乐与技术手段的结合颇有些兴趣似乎有些牵强，但这台录音机把两者的融合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我眼里，它不只是一台机械设备，而且是一个可以实现我无尽愿望的神奇匣子。我自己学会了如何录制一条音轨，然后在其上叠加另一条音轨进行混音；还学会了如何擦除前一条音轨并将其完善。我不仅仅是在学习如何玩音乐，更是在学习如何制作录音带。
请不要误会，这只是非常原始粗陋的东西。就像有的孩子喜欢摆弄化学器具，而我只是在鼓捣一架钢琴与一台录音机而已。不过，尽管我摆弄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这个过程却是非常重要的。让我花一点时间来对此做个深入的解释吧——我相信它不仅适用于音乐行业，对人在各行各业中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一隅也同样重要。
在录音机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之前，很难说我是否真的明白做一名音乐家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我原以为，音乐家就等同于弹奏钢琴、编写曲谱。但技术手段的入场让我意识到那样的定义太过僵化与局限了。成为一名音乐家意味着我可以做一切有关把玩音乐与旋律的事情，开始可以借助一台录音机，其后可以动用一间工作室。
换言之，做音乐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技能或意愿表达，而是各种技能与表达方式的综合体。谱写曲子是一种方式，游刃有余地运用电子设备则是另一种方式。而各种方式的结合就会开始产生一种折射与倍增效应，就好像身处一间满是镜子的房间，让“音乐家”这个单一的概念呈现出无数不同的侧面——其中某一面或许恰好是适合我的。也许我也有机会找到一种方式能不仅仅去做音乐，而且是去做我自己的音乐。
这种相互作用又当如何运用于其他领域呢？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一开始都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这种模糊的概念只有在我们找到一种方式将它与自身的某些能力与脾性相结合后，才会成为真正适合我们的职业归宿。正是这样的综合因素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单一的某个特征、某种才能都不足以诠释我们是谁。
比如说某个人最初隐约觉得自己想成为一名医生。但她应该选择做哪种医生呢？如果她的性格是那种“都别来烦我，让我自己做我的化学实验”，大概率上她在医学研究类的岗位上会比在需要接触病人的岗位上能获得更多的快乐、更高的效率，也更加自在。同样地，想成为一名律师，这个选择范围也是非常宽泛的；但如果这种内心的冲动能够与自己的某种兴趣相结合，比如说新闻媒体，那么把精力集中在“第一修正案”相关的问题上就是一条可以走的路。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远比我刚才举的例子复杂。并不是只有两种因素决定着我们的偏好，而可能是几十种。有些因素比别的因素更加明显，有些因素则隐匿在我们的意识背后；有些因素相互之间还会出现冲突——比如说，寻求个人满足的冲动与赚很多钱的欲望。
不过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每个人的喜好、才能、性情所交织成的网有多么错综复杂，总有各种因素——至少是某些最重要的因素——会在某些交汇点重合。我们如果足够有耐心，愿意把思路打开，最好还能再有一点点运气，终将找到通往那个交汇点的路，那正是我们真正的职业宿命所在的地方，等着我们前去认领。
* * *
不过，我并不是说钢琴与录音机的同时出现就瞬时给了我信心、让我确切知道了方向。不是这样的，等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我仍然在黑暗中摸索。
但我的思维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运转。我们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是连贯的、清晰的，可以说我们太看得起自己了，实际往往并不是这样。有时候，思维会跟我们耍花招，以一种狡猾的方式同我们迂回。很多时候，它落后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已经知道的事情，缓慢的思维才准备通过语言与逻辑对它进行解释、证明其合理。
刚进入斯坦福大学的时候，摄影仍然是我主要的创意出口。我选修了有关它的课程，频繁地拍摄照片。我喜欢那种带着相机的感觉。可是与此同时，有一种沮丧感也在悄悄滋长。在拍摄了数千张——也可能是数万张——照片后，我还是无法自信地说出自己拍摄的图片中“艺术性”在哪里。我能看得出这些图片具有成熟的水准，但我说不出它们有什么特别。相机，一个机械设备，横亘在了我和我想表达的内容之间。我看不出这些图片中哪里有我的印记。
回过头来看，我想当时的情况是我的心已经不再眷恋摄影了，但我的理智还没能跟上。事情的诡谲之处就在于此：看起来我似乎一定要经历对摄影的幻想破灭所带来的痛苦，才能去放手拥抱我对音乐的热爱。这种感觉特别像浪漫喜剧中的桥段，一个主人公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的真爱并不是那个新近闯入他生活的浮夸女人，而是那个一路走来始终支持他的朋友。对我而言，那个朋友就是钢琴。
如果说我几乎就要到了承认自己内心的召唤、抓住一生使命的程度的话，事实还不尽如此，我与那一刻之间还有些距离。一些顽固的问题仍然存在。其中一个就是信心。我足够出色吗？我会有足够出色的那一天吗？
另一个就是家人的期许，这也是一个复杂又微妙的问题。我的父母一直以来都在鼓励我去追寻自己的快乐，去做任何能够让我内心感到满足的事情。这样的鼓励是发自真心的，可是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吗？（解读一下：我真的相信他们是这么想的吗？）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将来从事什么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希望与偏好，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如果我选了一个像音乐一样非主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会不会让他们失望？如果我所选择的领域中有什么样的学历并不重要，进入斯坦福求学这样荣幸的机会是不是就被我“白白浪费”了？
再或者，也许我只是觉得内心有愧，因为愧疚感是自我怀疑所呈现的诸多险恶形态之一？
无论什么原因，我仍需要经历一次洗礼、一个顿悟，让我能够将所有的恐惧与疑虑一扫而尽，让最终的决定看起来不仅是清晰的，而且是必然的。
大学二年级的某天晚上，一位朋友邀我前往他的宿舍去听一位来访的吉他手的演奏。他的弹奏简直妙不可言，而且最为精妙的地方就在于其中的至简之道。他的表演不是为了炫耀，没有躁动浮夸、咄咄逼人的炫技成分，也没有为了表现复杂而刻意采用复杂的表达。它的每一个音符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每一个音符都直击灵魂，情真意切。当时我就在想：“这才是音乐该有的样子，而且我也能做到！”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离开那间宿舍的。我只记得我回到了家，在一种如痴如狂的状态下开始写歌。我写了两首歌，打开录音机，开始混录额外的部分。我写了又写，听了又听，这里做点增补，那里做点删减，不停地试验与完善。我不想要任何花哨的部分，不允许任何地方经不起推敲。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觉。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开车来接我去海滩。我带上了那盘录着自己新作的磁带，与朋友一路听着它。
车行至海边时，一种有生以来最奇怪、最有冲击力的感觉将我席卷。我打开车门，却发现自己走不出去。毫不夸张地讲，我完全无法移动。一种一半责任感、一半喜悦感合力拧成的全新力量将我牢牢地钉在了座位上。
我突然意识到，就在那段短短的路途中，就在一辆土棕色的二手本田思域上一个小小的扬声器中，我听到了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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