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本书不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且从哲学、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作了探讨。 在人类社会中效率与公平是最重要的一对辩证矛盾体，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同时写作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一边呼吁以看不见的手提升效率，一边强调必须以共情正视人类社会的公平发展。
在斯密那个时代，人被设想是本能上自私，“道德情操”这个词是用来说明人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是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得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
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本家，就是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正因为斯密把利己主义作为“经济人”活动的根据，所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把他看作是一个信奉“适者生存”的被现金交易关系和残忍的竞争所支配的理论家。这是所谓的存在争议的亚当斯密问题。 然而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这种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他还肯定了利己心的社会作用。他认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它决不能跟“自私”相混淆。他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爱”看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 斯密对利己心的论述，十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描述为对财富的追求或获取欲。这种获取欲是从荣辱之心一类的私利出发的，是受人们的个人感情和爱好驱使的，但是，人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时，却始料未及地实现着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在《国富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却被用来说明另外的问题，即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在斯密的观点，“旁观者”的“同情”形成道德自律，而“看不见的手”形成理想约束。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
合宜
斯密在书中所确定的第一个概念是合宜感，“合宜”也是贯穿了整本书。什么是合宜，合宜作为凡人的道德标准.博得公正旁观者的同情，就是合宜；达到合宜效果的行为可被认为是道德行为。合宜性标准可以是及其崇高的,如仁慈；合宜性标准也可以是源自天性的自爱，如谨慎。按合宜性的观点，凡人在社会生活中坚持起码的道德标准是为维持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合宜感可谓是，这种合宜感往往是我们现代社会中具有一定道德感的人都能理解和认同的行为准则，整个第一章实际上就是在说合宜感的产生以及如何去界定合宜感，并且这种合宜感是如何影响我们对日常行为的判断，在第一章中由合宜感所延伸出来的“自制”、“可敬”、“可鄙”、“赞美”等等情感是后面章节的重要组成元素。
美德
在合宜之上，斯密进一步推出了人类的美德，谨慎、仁慈、正义、自我控制。
斯密认为谨慎建立在个人利己心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基于利己追求个人幸福，在此形成整个社会的幸福。谨慎代表个人对幸福的追求，是个人利己心的肯定。“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和名誉被认为是他此生舒适和幸福所依赖的主要对象，对它们的关心，被看成是通常被称为谨慎的那种美德的合宜职责。总之，谨慎这种美德，在仅仅用来指导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声时，虽然被视为最值得尊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爱的和受欢迎的一种品质，但是，它从来不被认为是最令人喜爱或者最高贵的美德。它受到某种轻微的尊敬，而似乎没有资格得到任何非常热烈的爱戴或赞美 因为谨慎同其它美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有品质中最高尚的品质，不谨慎同其它坏品质结合在一起也构成了所有品质中最卑劣的品质。”
斯密认为仁慈是一种普遍的情感，源于对他人合宜性合情感的肯定，当我们与他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同情，我们就会对他产生一种仁慈的情感。
对于正义，斯密认为，“然而，还有一种美德，对它的尊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这种美德就是正义，违背它就是伤害；这种行为出于一些必然无人赞同的动机，它确确实实地伤害到一些特定的人。因此，它是愤恨的合宜对象，也是惩罚的合宜对象，这种惩罚是愤恨的自然结果。”
按照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合宜的仁慈这些准则去行事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完善的美德的人。但是，只靠极其正确地了解这些准则，并不能使人以这种方式行事：人自己的激情非常容易把他引入歧途——这些激情有时促使他、有时引诱他去违反他在清醒和冷静时赞成的一切准则。对这些准则的最充分的了解，如果得不到最完善的自我控制的支持，总是不能使他尽到自己的职责。 对恐惧的抑制，对愤怒的抑制，总是伟大和高尚的自制力量。当它们为正义和仁慈所驱使时，不仅是伟大的美德，而且为其它美德增添了光辉。然而，它们有时也会受到截然不同的动机驱使；而且，在这种场合，虽然这种自我控制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和值得尊敬的力量，但是，它们可能会是极端危险的力量。
对以上的美德，斯密认为“人类的美德不会屈服于痛苦、贫穷、危险和死亡，蔑视它们也无需作出最大的努力。”斯密也提到在当时，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财富和地位经常得到应该只是智慧和美德才能引起的那种尊敬和钦佩；而那种只宜对罪恶和愚蠢表示的轻视，却经常极不适当地落到贫困和软弱头上”，“在同等程度的优点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富人和大人物的尊敬都超过对穷人和小人物的尊敬。绝大部分人对前者的傲慢和自负的钦佩甚于对后者的真诚和可靠的钦佩。”今天这样的爱富嫌贫还有存在，这也值得我们反思斯密提倡的“真正的、扎实的能力加上谨慎的、正直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
行为准则
斯密的观点是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得多。
人们自己的强烈和偏激的自私激情，有时也足以使得自己内心提出远远不同于真实情况所能允许的看法，损害人们对自己行为合宜性判断的正确性。 斯密对此提出我们在两种不同的场合考察自己的行为，并且尽力用公正的旁观者会用的眼光来看待它：一是，我们打算行动的时候；二是，我们行动之后。但是同时又指出，在这两种场合，我们的看法往往是很不公正的；而且，当我们的看法最应该公正的时候，它们往往最不公正。
人类在行动之时和行动之后对自己行为合宜性的看法是片面的；对他们来说，要用任何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所会用的那种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又是多么困难。 存在自我欺骗，这种人类的致命弱点，是人类生活一部分混乱的根源。
对一般的道德准则的形成，斯密认为是造物主对人类如此严重的这个弱点也没有完全听任身受自爱的欺骗。我们对他人行为不断的观察会不知不觉地引导我们为自己订立了关于什么事情适宜和应该做或什么事情不适宜或不应该做的某些一般准则。别人的某些行为我们的天然情感产生震动。如果我们周围每个人对那些行为表现出相同的憎恶。这就进一步巩固、甚至激化了我们对那些行为的缺陷的憎恶。 它们最终建立在我们在各个场合凭借是非之心和对事物的优点和合宜性所具有的自然感觉而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的经验之上。我们最初赞同或责备某些特别的行为，并不是因为经过考察，它们似乎符合或不符合某—一般准则。相反，一般行为准则是根据我们从经验中发现的某种行为或在某种情况下作出的行为，是为人们所赞同还是反对而形成的。 如果这些一般的行为准则已经形成，并且它们被普遍认可及以一致的情绪建立起来，那么在争论某些复杂和混乱的行为是否值得赞扬或指责时，我们常常将它们作为判断标准。 在这些场合，它们通常被引作决定人类行为中哪些是正义的、哪些是不义的基本根据。
感悟
近年来有种声音呼吁经济上回到斯密，可是对于斯密生前最满意花了最多时间修改的《道德情操论》却在国内读的人不多。鼓吹人是自私的市场自由赚钱不必顾及所谓虚伪的道德。斯密可没这么说过，《道德情操论》对此划了底线。人是利己，然而人要有自我控制，也要利他，是最大的利己，是经济运作前进的正向力量。追求自己的幸福，也要促进社会的幸福。损害他人的幸福不是市场自由背的锅。鼓吹的人是否真读懂斯密。
人并非是真正的理性人，理想主义对认识人性有偏差。在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挣钱却不惜欺骗剥削，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写到富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在他的理想下可不是只有富人吃肉穷人啃骨头，这样才是富裕的正道，资本的道德，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在《道德情操论》中可是阐明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要有美德及行为准则行事。在这个浮躁功利的年代读《道德情操论》有助走向自我道德认知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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