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国电影史相关教材、著述中，夏衍作为《狂流》《春蚕》《脂粉市场》等左翼电影的编剧是毫无争议的公论。如程季华主编之《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之附录，将1933年署名“蔡叔声”、“丁谦平”编剧的影片一律写为编剧夏衍（图1）（实际上“夏衍”这个笔名至少在1936年才被使用）。而此结论的前提是：这些电影的署名编剧：蔡叔声、丁谦平与“夏衍”一样，皆是沈端先的笔名。这大抵是因为1、《明星月报》第一期把《春蚕》的编剧写为“丁谦平”，而在第二期和第四期上，以及影片的片头字幕等各处均为“编剧：蔡叔声”，人们因此认为丁谦平和蔡叔声是同一个人。（图2）2、CC系的“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散发的“警告函件”中，有“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的说法：“为特严重警告，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3、沈端先在《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中说道：我任“明星”编剧顾问后，编写的第一部作品是《狂流》，用的化名是丁一之。程步高导演，董克毅摄影。……这之后，我又以蔡叔声化名，将茅盾的《春蚕》改编为电影剧本，仍由程步高导演，摄影是王士珍。……一九三四年，我用丁谦平化名，写了《脂粉市场》。
但是，种种证据表明丁谦平和蔡叔声并不是同一个人。1、1933年5月15日上海《晨报》“每日电影”副刊刊登了题为《关于<脂粉市场>之结尾原编剧人有所声明——丁谦平蔡叔声二君致本刊读者函》的文章，此函落款为“丁谦平蔡叔声”。显然这是两个人。2、《脂粉市场》的片头字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编剧丁谦平；对白蔡叔声”。（图3）3、“一·二八”事变后，在全国观众“猛醒救国”的强烈呼声中，电影人开始左转求新。1933年1月22日上海《申报》的头版刊登了明星公司的“新贡献新计划”，其中有该公司当时所有在职人员附表（图4），编剧栏内蔡叔声和丁谦平的名字赫然在列。也就是说，这两个名字要么只有其中一个是沈端先的笔名，要么都不是，总之不可能都是。
《狂流》和《脂粉市场》的编剧丁谦平，在洪深为《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一书所做的序中曾被称为“丁一之”，而在该片在《申报》上的广告中也曾被称为“丁乙之”（图5，这可能也是“铲共同志”将其误称为“丁谦之”的原因）。而根据沈端先本人的回忆，他显然不知道《狂流》的编剧“丁一之”居然还有“丁谦平”和“丁一之”这两个署名。同时，他似乎也只知道自己是《春蚕》的编剧“蔡叔声”和《脂粉市场》的编剧“丁谦平”，却不知道自己同时也是《脂粉市场》的对白“蔡叔声”。
沈端先一生笔名无数，数计百计总是有的。黄会林先生在编纂《夏衍研究资料》时曾与其通信查对，他在回信中语气颇为不耐：“你一再要查对我用过的笔名，这实在是一件没有太大意思而又劳而无功的事……你要问我，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在这封信中，他列举了沈宰白、黄子布、任晦之等笔名，却只字未提丁谦平和蔡叔声。就算他记不清楚全部的笔名，对于彪炳中国电影史的《狂流》《春蚕》这些影片所使用的笔名总该有印象吧？怎会毫不提及？假如这两个名字不是他的笔名，他在回忆录当中又为何声称自己使用过丁谦平和蔡叔声这两个笔名呢？其中有何不足为外人道的故事？这两个人到底是何人？《狂流》《春蚕》等影片的编剧确是夏衍，还是另有其人？
以上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影史上的悬案，有待同侪众贤破解。但丁谦平和蔡叔声不可能都是夏衍，这应该确认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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