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对“拯救焦虑”作出解释：既然懒惰是一种罪，那么勤劳工作就为通往天堂的道路扫清了障碍，面对持久的不安和焦虑，唯一的治愈方法就是充满信心地艰苦劳动。
《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的作者埃伦·拉佩尔·谢尔承认效率带来的好处：工业时代的雇主们为提高效率，将工作任务细细拆分并标准化。
在许多项创新背后都是这种使劳动非技术化的逻辑。
工人们因此获得了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报偿：稳定增长的薪资和实实在在的福利。
日益高效，日益繁荣；贫困减轻，民主政体更稳固；美国中产阶级也因此崛起。
但进入数字时代后，这种逻辑出现了漏洞。
我们对效率的追求有时不容置疑，从而低估了工作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评价医生的依据不是他们救活或改善的生命，而是治疗病人的数量；评价老师的依据不是他们给予学生的启蒙和鼓励，而是学生考出来的分数。
有些商品和服务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但“效率癖”将它们大量生产出来，刺激我们的欲望；而另一些商品和服务确实是我们极度需要的，“效率癖”却阻碍了它们的充分生产。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心理学家萨利·麦特利斯经研究发现，这种螺丝钉的工作肇因源于“雇主希望员工通过专攻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来实现卓越”。
“我们的价值取决于为组织所做的贡献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模式。今天你或许还是人上之人，如果明天被解雇或降职，你就将一无是处。如果——由于之前的工作——你是个特别专业化的人，你的技能无法应用到其他地方，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工作身份。这会是个可怕的精神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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