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二月，冬天的尾巴还在恋恋不舍，随着一阵阵清澈的啼哭，我降临在这个世界，产婆抱着我朝着对着屋外的人喊去：“男孩，是一个男孩！”，一名男子赶紧进屋径直走向产婆，看向怀里的我，高兴地连声说到：“真好，真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封建的旧社会，传宗接待是女性的一项重要职责，添男丁又是重中之重的考核指标，男丁相当于为祖宗延续了香火，为家里增添了劳动力。听着周边人的嘈杂和祝贺之声，床上的女子虚弱地望了望孩子，生孩子的劳累让她打不起精神，强打着精神寒暄几句后便微闭着双眼养养神，作为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或许是早已习惯这些，生孩子的喜悦并无法消弱身体的劳累，此刻的她仿佛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任务，急需好好休息一下。
伴随着婴儿的阵阵哭声，我成为了这个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准确地说，是第五个孩子，我的大哥在小的时候就被过继给了同宗的伯伯家，虽然还在一个村，虽有往来，但是也不能算我家的孩子，按照规矩来说，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自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杨楼村，我爹常叨叨说咱家是隔壁刘塘村的人，因为这兵荒马乱的时代，才不得已搬到这边居住。在那个年代，土匪横行，一到冬、春季节，你夺他抢乱作一团，小村子根本招架不住，人们为了活命，只得搬到周边的大村子生活，更好的躲避匪乱。
杨楼村是远近的一所大村，有西、南、东三个大寨门和西、南、东三条大街，街上也颇为繁华，最开心是碰上村上赶集时，总要缠着娘给买些吃的，现在回头想想幸福极了。我家住在村子西街中段路东一个深胡同的尽头，是租当地人家的土地盖的房子。一进院门，就看到一间主房，房子的房梁上挂有房泊（一种用高粱秆编织的帘子）将屋子隔成里外两间屋，外间靠近房泊的地方铺有一张大床，是小孩们睡觉的地方，里间靠房泊处有一个大筋条囤（用萌柳条编成的屯用以存储粮食），里面存放的是全家人的口粮，靠东墙有一张床，是爹和娘休息的地方，在靠中间北墙的地方还放着一张方桌，配着两个抽屉，这间屋子也是娘纺线和织布的地方。
主屋旁还有两间小东屋，南间是二哥二嫂的房间，北间喂养牲口。在屋子的北边盖有一间小厨房。在主屋往南建有一土墙，墙南头建了一处大门，大门院里南侧有一个小屋，既是三哥和四哥的卧室，也是存放牲口饲料的地方。院里西墙还种有一颗洋槐树，每当春季来临，槐花盛开，不仅香气四溢，用槐花制作的蒸菜更是美味。到夏季时，枝叶茂盛几乎覆盖了整个庭院，一家人在树下纳荫乘凉开心极了。
大门外小胡同南侧是一姓李的大户，内有三进大院，是一个富足的人家。胡同北侧有三户人家，最西户是一个赌博场，不少人在这里家破人散，不胜唏嘘。
这就是我在杨楼村的家，一个不大的地方，承载着太多的儿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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