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教育惩戒权
今天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权规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通过了严格划定的惩戒范围和逐步升级的惩戒手段,给教师赋权,同时通过规定几种“惩戒禁忌”,明确教师在管教过程中的责任边界,以免引起家校纠纷。
这样精细化的惩戒规则,可以看出明显的针对性。若能实施,当然是好事,解决了很多教师对违纪学生想管而不敢管的问题,教师也有了对付“熊孩子”的尚方宝剑,但是笔者也非常担心,这把宝剑使用不当,就会变成双刃剑,害人害己。
规则指出,实施教育惩戒,应当根据学生的性别、年龄、个性特点、身心特征、认知水平、一贯表现、过错性质、悔过态度等,选择适当的惩戒措施,实现最佳教育效果。还应当事先了解学生行为动机、判断行为性质,并注意方式、场所和环境的安全,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也就是说,教师在决定是否实施惩戒,如何实施惩戒时,要有一对“火眼金睛”,要尊重学生的差异性,要有丰富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否则就有可能因鲁莽惩戒铸成大错,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济南跟岗学习时,我有幸聆听了济南市教育局王翔宇老师的报告。报告非常精彩,鼓励教师阅读、写作。报告中,王老师提出了一个案例让我们分析:一个父母离异后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孩子,班主任老师出于同情心对他关爱有加,百般呵护。但是这个孩子在课堂上故意惹事,挑衅班主任。问:班主任该如何处理?
通常老师们都会这样想:问题家庭出来的孩子不懂感恩,缺乏教养,甚至也会愤愤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费力不讨好,干脆别管了。王老师给出的答案是:继续无条件地关爱。因为,这个孩子最初也是有父母宠爱的,但是最后父母均离他而去,让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对于老师的爱的持久性也产生了怀疑,所以排斥和拒绝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在作祟,并非品行太差或不懂感恩,只有老师持久的关爱才能融化他冰封的内心。
教育工作者通常都赞成这样一个观点:每一个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当然,不是每一个问题家庭都会造就一个问题孩子,关键是如何去减少和规避环境对幼儿造成的心理创伤。
这个案例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的一个学生——小宁。一个瘦瘦的,有点内向,言谈不多的女孩。高一入学不到半年,她就跟同桌女生闹了数次别扭,语言冲突,甚至出现轻微的暴力倾向。我与两个女孩谈了几次,发现其实两个人友情很深,平时也是无话不谈,但是每过一段时间,小宁就会找茬打破这种和谐,制造冲突和摩擦。
后来,我从小宁家长那里了解到:小宁是计划生育背景下超生的孩子,身为国企职工的父母担心被处理,只能把她寄养在农村亲戚家,直到上小学才接到身边。她在家里和父母的关系也很紧张,时不时就会歇斯底里来一次惊天动地的动静,出于愧疚和补偿心理,父母对她只能是一味迁就,不敢管教。听她家长的解释,我仿佛看到一个瘦弱的小女孩,一脸茫然,羡慕地看着别的孩子在父母的怀抱里嬉笑打闹。
一个生活中失去父母关爱的幼儿,在情感上像一只路边的流浪犬,是十分辛苦的。而最可怕的是,习惯了一个人独处的生活,长大后也难以与别人建立稳定的关系。一方面她渴望生活中有一种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维系,乃至排斥这种关系,走不出个人的囚笼,也就无法适应外面的天空。我想,小宁父母为当年那个草率决定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要穷尽下半生去走进女儿的心灵,抚平她的情感疤痕。对于小宁来说,惩戒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激起她情绪的反弹和强烈的不信任感。
再谈教育惩戒权学校里的“好孩子”往往被父母反复告诫不要和“坏孩子”交往。电影《第二滴血》讲述了一个“好孩子”威尔和“坏孩子”李卡特的故事,威尔生活在一个爸爸病逝,但得到妈妈无微不至关爱甚至溺爱的家庭环境中。作为家中长子,又兼家庭宗教信仰因素,他被管得很严,限制娱乐,不被允许与同学出去玩耍。这些带给威尔善良,但也导致他缺乏勇气、胆小怕事,备受压抑,经常一个人画画,通过幻想抒发自己的情感。
偶尔的机会,威尔结识了学校里的“坏孩子”李卡特。李卡特还没有出生就被父亲抛弃,母亲远嫁西班牙,只能定期给他寄回很多免税的东西。李卡特有母亲,但没有母爱,严格说来,他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与他相依为命的哥哥成了他的精神引领,然而,哥哥以错误的方式生活着,可以想象这样的环境给李卡特成长带来的影响。他跟着哥哥干尽坏事,但也为他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有机会自拍电影去参加DV大赛。
威尔自从认识了李卡特和看了电影《第一滴血》以后,他的生活进入一种新天地,他跟着李卡特拍电影,偷东西。生活中以兰博为榜样,自称兰博之子,大胆寻找父爱,反抗教会的约束,开始了新生活。威尔因拍DV一举成名,赢得了大量粉丝,压抑之后的解放让他变得没有自我约束能力,过度沉浸于娱乐之中,以自我为中心,因分歧与李卡特大打出手,致使两人友谊破裂。然而在他拍影片陷入危险时,他的粉丝们却没有一个人靠近,一哄而散,反而是被他伤害的李卡特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李卡特为此身负重伤,且丧失了参加DV比赛的宝贵机会。在惨痛经历中,威尔不仅学会了反抗,还学会了怎样主动寻找伙伴,珍惜友情,承担责任。而与威尔的交往,尤其是冒着危险救威尔的经历也让李卡特懂得了真正的兰博精神,学会了成长,尽管他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李卡特与威尔演电影时,不仅在复制兰博的生活模式,他们还在创造着自己的生活模式,在不断试错中成长。家庭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的溺爱与家庭教育的专制,也就是母性之爱的缺失或过度与父性之爱的缺失,是造成李卡特与威尔身上众多不足的根本原因,这是电影告诉我们的教育意义之一。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告诉我们,唯有榜样,唯有精神引领,才能引导孩子不断成长,而且在不同的阶段,榜样也要不断更换,一味地说教和惩戒也许适得其反。
心理学家说,当一个孩子感觉到被周围孤立时,他一定会想办法引人关注。可惜的是,当他以错误的方式来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时,他遭到的只是人们对他更加的疏离或厌恶。就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李卡特在课堂上的调皮,不仅没有得到老师的关注,反而被老师推出了教室。他干的所有坏事,其实都是他以错误的方式想获得人们对他的关注所致,也导致了同学们都认为他和哥哥都是无赖的结果。很多学生时代的“坏孩子”成年之后,反而成了慈善爱心人士。我想,巨大反差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可以理解的逻辑——他们更能理解“坏孩子”的孤单和寂寞。教育工作者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在处理很多违纪事件时,也许就能选择更加科学、有效的处理方式。
再谈教育惩戒权我的高一班里曾经有个顽劣少年——小超。他上文化课睡觉,自习课聊天,平时也会偷偷抽烟、喝酒,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为了让他走上正路,我无所不用其极,说服教育,呵斥体罚,甚至以劝退相威胁。但是,这些通通不管用,他既不认错,也不顶嘴,以沉默应对一切柔风细雨或狂风暴雨。
在他又一次违纪之后,我压住怒火,与他聊起家常。我问:“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他低声回答:“在家里跑运输。”
我说:“跑运输的工作很辛苦,要顶风冒雨,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你不要再让他为你在学校的表现担心啊!”小超突然小声啜泣起来,继而嚎啕大哭,情绪无法自制。
我想背后必有隐情,与他父亲沟通之后,我才知道:小超爸爸在一次倒车的时候,因疏忽把帮着指挥车辆的侄子,也就是小超的堂哥给碾死了。尽管对方没有追究小超爸爸刑事责任,但是可以想象这中间两个家庭所经历的痛苦。对于小超来说,更悲痛的是,他与堂哥从小一起长大,感情笃深。一边是肇事的父亲,一边是惨死的手足,难以想象这个15岁的少年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撕扯和扭曲!他调皮折腾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别人无法理解的心理创伤。有多少个夜晚,他是在眼泪和悲伤中度过的!
我与小超长谈了一次,叮嘱他面对现实,一要理解爸爸的苦处;二要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伯父、伯母。我也承诺,尽量不因他违纪约谈他的家长,不给家长添堵。当然,也劝他要逐渐学会加强自制能力,减少违纪次数。他留着泪,一直点头应允着。
之后,他果然规矩了很多。不久,我就因工作调整,不再任教那个班级。一年之后,接到他电话,告诉我他要中断学业去当兵。再后来,又接到他电话,说他想在部队考军校。我鼓励了他一番,也暗自高兴:那个不羁的少年终于懂事,长大了。十年之后的小超已经是驻京某部的一名军官,去年刚刚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新娘。让我感动的是,他依然保持着过节给打我电话的习惯。
我想,对于倔强、任性的违纪学生,如果教师能够抓住契机,走进他的心灵,并且在其中细细耕耘,也就抓住了烈马的缰绳,有了调教的把手。纪律和惩戒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终究不是目的。
再谈教育惩戒权行文至此,我想起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用“四颗糖”让学生主动认错的故事:陶行知阻止用泥块砸同学的学生,并让他到校长室。学生来到之后,陶行知给他一块糖,奖励他的准时;接着给第二块,奖励他能听师长的话,立即停止错误行为;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说:我调查了,你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善良,有与坏人斗争的勇气。学生感动极了,哭着承认了错误。陶行知笑着给他第四块糖,说:“你主动认识到错误,我再奖励你一块糖,我的糖分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这个经典案例不但让我们领略了陶行知的教育智慧,更让我们看到了他高尚的人格,正是这种人格魅力彻底征服了学生。我们的教育从来不缺“严师”,但是却缺少懂教育理论,按教育规律办事的“经师”。教师对学生严格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但一定要严而有理,严中透爱,要做一名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引领学生成长的“人师”。
惩戒与否,似乎越谈越矛盾。其实,我在职业生涯中也遇到过习惯体罚学生的班主任,但是学生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是畏中有敬,我想,主要原因是这些班主任确实是真心为学生好。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内心是敏感的,教师的惩戒是出自好心还是因情绪好恶,恣意而为,学生心知肚明。所以,不怕教师手握戒尺,关键是眼中有光,心中有爱。
2019年11月22日
再谈教育惩戒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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