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恩（1882-1970）有很多出名的学生，奥本海默、约旦、洪特、德布吕克、外斯科普夫这些人都是他的博士生。泡利和海森堡都曾是他的助教。
Max Born (1882–1970)
1936年，玻恩因纳粹排犹离开哥廷根来到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在这里他迎来了好几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彭桓武和程开甲是玻恩的博士生。而黄昆则是他的合作者，共同完成了一本固体物理学中的名著《晶格动力学》。
玻恩和爱因斯坦是好朋友，两人长期通信，在玻恩给爱因斯坦的书信中，玻恩评价了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
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1916-1955):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和物理学
在1944年7月15日的书信80中，玻恩写道：
“我和我的中国学生彭（一个杰出的人）一道试图改进量子场论，我认为我们的路是正确的。”
彭桓武（1915-2007）
这段是评价彭桓武（1915-2007）的，彭1931年入清华大学，1938年赴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40年和45年分别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彭的工作领域包括晶体学，宇宙射线，粒子物理等领域。1945年，彭曾和玻恩共同获得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Makdougall Brisbane Prize），1948年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可以看出彭桓武是非常有实力的物理学家。这里推荐彭的一本书《理论物理基础》（我没看过，但有同事曾强烈向我推荐过）。
彭于1947年回国。玻恩后来回忆道：
“我有若干极有天赋的中国合作者，由于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他们大概是想既不经过德国，也不经过俄国，而是取道美国回家。”
这里并未点名是哪些合作者，程开甲是1950年回国的，黄昆是1951年回国的。
程开甲（1918-）
玻恩在晚年写了两本影响后人的大书，一本是与黄昆合著的《晶格动力学》，另一本是与捷克人沃尔夫合著的《光学》（这两本书，尤其是《光学》仍是相关领域的必读书）。
在书信96（1950年9月3日）中，玻恩写道：
“我现在正在完成一本我与一位中国合作者于一年前开始写的关于晶格的量子力学的书。现在书的内容完全超出了我所理解的范围，如果我能理解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所写的任何内容，我会很高兴。但是书中的大多数想法要追溯到我的青年时代。”
玻恩后来又补充了与黄昆合作的背景，
“我在大战爆发时开始写晶格方面的书，目的是想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晶格理论。但是这项任务证明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不得不把书稿扔在一边。后来我把它交给我的颇有天赋的中国合作者之一黄昆博士去读，而他宣称自己愿意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结果是，如我在信中所写，他担起了这项工作的主要重任。只是在最后阶段，有许多工作又再次落在我身上。他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当接到毛泽东战胜蒋介石的消息时，他要参加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所以他和他的（英国）妻子回中国去了，带了书中未完成的最后一章。经过多次劝勉，他最终还是把书稿退还给我。于是我不得不整理大量书稿，核对全部计算，阅读校样等等，全部由我自己来做，这对年已七旬的我来说确非易事。这本书，《晶格动力学理论》，已广为人知，实现了它的目标。”
黄昆（1919-2005）
1952年10月28日，玻恩在书信101中向爱因斯坦抱怨他正遭受来自中国合作者们的猛烈的反美宣传的轰击（难道因为爱因斯坦是美国人？）：
“我的敏感的中国合作者们，本是亲切和友好的人，自从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从他们的来信看来，似乎在政治上变得疯狂了。”
回国后，彭桓武和程开甲成为两弹元勋。黄昆成了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奠基人（我怀疑他为什么没去搞两弹可能和他的英国妻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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