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罗马，却无那样的假日

天下有罗马,却无那样的假日

美妙年华的公主，短暂逃出皇室的藩篱，在街头喧闹的阳光下放肆真性情，贪婪地享受作为平民的自由，做一回真女孩。这就是尽人皆知的电影《罗马假日》。奥黛丽-赫本在1993年就已经作古了，天使回到了天堂，从此人世上就再也没有了安妮公主那瞬间乍现的率真和天然。这个世上缺了一种元素。爱赫本的人，甚至认为这种元素就是活着的唯一依据。

我们是为爱而生的，如果爱得偏狭、爱得固执，爱得只识得一种情趣，那爱就变得艰难。正如活着就必须圆滑一样，爱，也要见风使舵、顺水推舟，否则要我们怎么活下去呢？赫本肯定是走了，在某片云朵上面，用蹙起的眉头看着我们把爱摆在唇齿间，看着我们一次次为了照顾其他东西把爱放在一边，看着我们把爱玩成了竞技，看着纸上的爱那么多、心灵的爱那么少，看着我们用钱币购买很多东西，包括爱。是啊，我们要活得象样，我们要HOUSE那样的房，要BMW那样的车，要Sophie Marceau那样的女人，甚至要马尔代夫海景房的清晨，要塞纳河边咖啡馆的黄昏，即使我们暂时还不能拥有游轮和小岛，我们靠以上这些武装起来时，就已经感到自己也可以去追求赫本了。

于是我们就出现在罗马的街头了，黑白的罗马，五十年代的罗马。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感觉可以买下罗马的半条街，我们目的明确：找到安妮，摆平她；我们狂妄至极。我们不会象电影里的那个老跟人借钱的穷记者那样捉襟见肘，我们会把安妮直接领到斗兽场门口，脑袋一摆，问她要不要这处房子，我们还会把那位理发师包下来，把那场舞会也包下来，我们甚至会买通警察局长好好看护场子。跳舞的时候我们会毫不惭愧的说：安妮，我家里还有一老大，你不介意吧？没聊几句我们又大方的说：亚运村那边刚来一批新车，我看白色的广本挺适合你的。我们清楚地记得她的生日，并且打死也忘不了在2月14日向她献花，还会在圣诞节来临前预定好一间KTV，我们最得意的事是她把我们信用卡的密码记在手机上，因为那是我们最乐意拿出来的东西。我们自认为最能打动她的一句话是：你看，我今天那份2000万的合同都没签，专门过来陪你的。

赫本的形象典型极了，俏皮的刘海，美妙的下巴，灵动的眼神，轻盈的小骨架，永远的平底鞋，紧束的腰身，飘逸的裙摆。在北电和中戏的校园里，不难见到这样的女孩。不难见到这样的女孩，优雅地钻进一部硕大的轿车，6缸的马达只一轰就已经从你五十年代的眼界里绝尘而去。

这个女孩，是去罗马了吗？

这是一个狂妄的年代，狂妄到靠卖路游器和芯片发家的人要运用商业智慧得到一个著名女人的芳心，狂妄到一个学舞蹈的女孩要运用肢体语言赢得二环边一处楼盘，而这一切，都是在爱情的名义下进行的。在爱情的名义下进行的交易跟在友情的名义下进行的生意没有任何的不同，不，可能有场地的不同：后者在桌上，前者一般在另一样家具上。将爱变成为交易是滥情的结果，而滥情会使我们丧失爱的能力。伴随我们泡妞指数的增高，我们爱的通路就象被高血脂阻塞了的血管，硬化，脆弱。在面对如安妮般率真的目光时，我们的情感通路时常阻塞，而支配智力和情欲的神经却如拆除了收费站的五环路一般畅通，于是我们行动了，于是我们偏离了，于是我们再次增高了泡妞指数，于是我们患上了“情爱高血脂”。我们再也不会爱谁了，我们得到一件刀枪不入、水火难侵的“铁布衫”。拥有金刚之体的我们，优游在任何情色游戏中间，毫发难损。

想去罗马过一个假日吗？我这里随时有一张机票。

赫本更象一位旧时的恋人。那时的我们还穿着灯心绒的猎装和水洗布的裤子，那时的我们还留着掩盖双耳的长发，那时我们喜欢甩一甩头，把落在额前的发绺摆向右边，喜欢没事把手插在裤袋里，喜欢遇见空瘪的易拉罐就一脚踢开。那时侯赫本离我们不远，可能在马路那边，可能在走廊那端，可能在同学家隔壁单元，可能在遇到红灯时跟你一同单脚着地的一个青年的身后。简单的衣着，干净的头脸，明媚的神情，可能没有束腰的长裙，没有精致的的平底鞋，但你能说那就不是赫本吗？在一个宿醉醒来的清晨，呆坐在床上的我们，痴望着楼下依然烛照的路灯，偶尔会有一个赫本象一枚柔软的手指在心头一扎，就再也难以睡去。你在吗？你在哪儿？我怎么会在这里呢？面对楼下这个正在预热、即将准时轰鸣起来的城市，我们恍若置身梦幻。梦幻中，我们格外渴求那种失去的元素，正如我们在宿醉后渴望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