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座前谏官魏征以“过分认真”而传芳千古,其曾奏请太宗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魏征视根为树木之源,视泉为水流之源。现实中,政治家视民心为执政之源,艺术家视生活为创作之源,百姓视金钱为万恶之源,生物学家视水为生命之源,等等。或可说:万物皆有源。那对企业来说,何为其生命之源呢?
斯大林曾说过:“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时下,部分企业管理者多有“重方法轻理论”倾向,误以为学管理就是学方法。殊不知,方法是理论的衍化物,故而任何方法都具有条件约束性,都不可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管理者如若抛开理论而一味钻研方法,极易陷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漩涡而走上形而上学的道路,实践证明,形而上学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害死别人,要么害死自己。企业生命之源是企业管理的支点,只有从理论上找准该“支点”,才能跳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漩涡,才能在实践中创造千变万化的管理“杠杆”,并在推动企业发展中像阿基米德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反之,如若找不准企业管理的“支点”,别说“四两拨千斤”是痴心妄想,就算说“千斤拨四两”也是痴人说梦。对于什么是企业生命之源,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最典型的有以下几种见仁见智的论点:
一是认为“人才”是企业生命之源。电影《天下无贼》有句台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珍贵,人才呀! ”但国有典故叫“身在曹营心在汉”,说是徐庶“吃着曹操的饭,想着刘备的事”,故有“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之说。徐庶虽大才,却无益曹营,故以“人才”或“人员”论企业生命之源者,似欠周全。
二是认为“创新”是企业生命之源。话说“只有求新求异,事物才有生命力”,但创新靠什么呢?创新肯定靠人才,此就回到了第一个问题上。
三是认为“文化”是企业生命之源。文化是什么?“一个人的习惯叫性格,十个人的习惯叫风气,一百个人的习惯就叫文化”。文化只是人员的一种行为自觉,而缺乏人员行为自觉的企业文化必将“永远在路上”。只要提到人员,又会回到第一个问题上。
四是认为“诚信”是企业生命之源。司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企业诚信很重要,但企业诚信最终靠谁来兑现?企业的诚信最终都要靠人员来兑现,提到人员就会再次回到第一个问题上。
五是认为“质量”是企业生命之源。低劣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必将导致企业衰亡,但以高成本维持的高质量也会导致企业衰亡,而压缩成本一靠技术、二靠人。而且,提高质量的技术或是压缩成本的技术关键靠什么呢?还是靠人才,此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上。
以上五种论点虽难解企业生命之源,但都有一条线贯串其中:人。也就是说,企业生命之源肯定与人有关,那是不是说人就是企业生命之源呢?答案是否定的。人就如同一根水管,如果水管不出水,那就毫无意义。那人这根水管“要出什么样的水”,才能浇灌企业生命之树呢?为解此疑,不妨回到第一个问题上,看看徐庶身上到底缺乏什么特质才会无益于曹营。其实,只要能正常思维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徐庶身上所缺的东西——积极性。人员只要有积极性,无论是谈人才,或是谈创新,或是谈文化,或是谈诚信,或是谈质量,都无需多谈。相反,人员若无积极性,谈什么都是“纸上谈兵”“对牛弹琴”。人员积极性的实践表现只有一个字:勤。比如,勤志、勤学、勤思、勤钻、勤精、勤事、勤干、勤俭,等等。人有“勤”字当头,何事不可为呢?反之,人无“勤”字作首,贤人也会变成闲人,既为闲人,何以为事呢?
综上所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就是企业生命之源者。此道理虽为常人知晓,但时下能深明其义者,或似门可罗雀。至于如何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此处不作深论,但可循于韩非子所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所言的“人情”,即为趋利避害的人性。企业管理的要义,就是要激活趋利避害的人性,使人在亦趋亦避中好好工作。我们常说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两层意思:一是解放人性,二是发展技术。发展技术有两种渠道:一是自创,二是引进。技术自创是发展技术的关键,而发展技术关键靠人。故而,从此角度讲,企业管理的本质就是解放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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