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本文,纪念那一个值得记忆的时代;
谨以本文,献给那些崇尚自由的精灵们。
前言
“有一些故事,我们都知道结果,但却淡忘了过程。”
(接上文)
16.陶斯咏,1896年出生,1919年时23岁。
名陶毅,字斯咏,湖南湘潭人,毛泽东老乡,家庭富裕,和毛泽东的家境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在地底下的当然是毛泽东。
在周南女校,拥有“江南第一才女”称号的陶斯咏与向警予、蔡畅并称“周南三杰”。
因家境不错,手头阔绰,陶斯咏多次给毛泽东搞的一些事情投资。投入金钱,投入感情,投入自己。
自周南女校毕业后,向警予与蔡畅这“二杰”赴法留学,陶斯咏则留校任教,学生中有丁玲。
向警予在赴法以后给陶斯咏写信让她也去法国勤工俭学,她不去。
或是因为毛泽东也不去。
两人曾经在长沙共办文化书店,一度热恋,数次分而复合纠缠难了,终因两个人都个性太强而分手。
一对才子佳人,爱情却终于没有了结局。
年轻的诗人毛泽东写《贺新郎·别友》:“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这显然是写给已经分手的前女友的,而不可能是写给新婚妻子的。后人多善意地曲意妄断,说这首词是写给当时的妻子杨开慧的。
陶斯咏当然配得上这句话,因为自此,她终身不恋,终身不嫁。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杨开慧应该也配得上这句话,但是,当时的毛泽东,怎么可能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情?
17.杨开慧,1901年出生,1919年时18岁。
湖南长沙人,杨昌济的独女。
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的家里,遇到了正当龄的杨开慧,两人互有好感。
当时毛泽东与陶斯咏的恋情处于分分合合的混沌期,于是杨开慧时而开心,时而郁闷:他俩分手,杨开慧则开心;他俩和好,杨开慧则郁闷。
据说,杨开慧看到毛泽东和陶斯咏手牵手散步,郁闷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让她的嫂子看得直心疼。
心疼自己小姑子的嫂子找到毛泽东,问他你到底要跟谁好,给一个痛快话,别老磨磨唧唧的让我们家霞姑提心吊胆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让我这当嫂子的看得直心疼。
毛泽东被将了一军,想了想,终于回复说:那就,,,霞姑吧。
于是他们俩很快结婚,其时杨昌济已去世。
新婚后的杨开慧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毛泽东的这两段感情,时间上有重叠。
不过,陶斯咏与杨开慧,都早逝。她们去世时,毛泽东的事业刚起步,她们都选对了潜力股,自己却没有长期持股的命。
婚后没几年的一个秋天,毛泽东要去组织一场革命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三个孩子。杨开慧则给丈夫带上草鞋,让弟弟送他一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这样安全一点。两人互有叮咛,情意绵绵。
不想这次话别,竟成永诀。
汽笛未鸣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秋收起义失败,丈夫下落不明,音讯全无,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苦苦地等了三年。
三年未谋丈夫一面,却等来了敌人的锁铐,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
据说她要获得自由很简单,只要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其时毛泽东已与贺子珍结婚,这一声明好像也合情合理。
毛泽东的这两段婚姻,时间上有重叠。
但是她拒绝了,于是一个多月后被杀害,死前她给自己的老公留了一句话:“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
这一年,杨开慧29岁。
毛泽东闻到噩耗,内疚无比,痛哭流涕:“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多年后毛泽东写下一词以纪念亡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苏轼想起亡妻时“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毛泽东想起亡妻时“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认为这两首词堪称史上祭妻之绝唱。
男儿有泪为妻弹,怜妻如何不丈夫?
苏轼10年以后写亡妻;毛泽东27年以后写亡妻。可见其情而深。或者可以这么说,苏轼写亡妻写了十年;毛泽东写亡妻写了二十多年。有些感情,因为太过浓烈或者太过珍惜,表达起来需要时间。
泽东之词,有东坡之风,豪放而大气,至情而婉约。不愧同为“东”字辈的。
当年一手促成毛泽东和杨开慧婚姻的嫂子,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老婆,名李一纯。
18.李一纯,1899年出生,1919年时20岁。
原名李崇英,湖南长沙人。
早年与杨开慧等同在长沙周南女中求学,经向警予介绍入党。她有三段值得记录的婚姻:
1、一开始和杨开智好上了,于是嫁给了杨开智,成为杨开慧的嫂子;
2、后来又和李立三好上了,与杨开智离婚嫁给李立三,但是又觉得很对不起杨开智,于是自己做媒把二妹李崇德嫁给了杨开智;
3、后来又和蔡和森好上了,与李立三离婚嫁给蔡和森,但是又觉得很对不起李立三,于是自己做媒把三妹李崇善嫁给了李立三。
一纯姐,够义气啊!
幸亏一纯姐没有四妹五妹,要不然还得再离两次婚。
在一纯姐嫁给蔡和森之前,蔡和森刚和向警予离婚。
“向蔡同盟”曾经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联盟,他们的解散让领导们非常惋惜,陈独秀曾经亲自出面劝和他们,并拿到中央会议上第一次以过会的形式讨论党内成员个人的婚姻问题,后来第二次拿到会议上公开讨论的是江青和毛泽东的组合问题。
蔡和森和毛泽东两人是杨昌济最为得意的两个门生,都是风云人物,自然有风云人物的待遇,包括个人婚姻生活方面。
蔡和森比毛泽东小两岁,是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提到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中的“同学少年”之一,应该是排在第一。
19.蔡和森,1895年出生,1919年时24岁。
湖南双峰人,地主家庭出身,后来他爹不善经营,导致家道中落。
不过,他娘比较牛逼。
不对不是比较牛逼,是很牛逼。
首先名字就比较牛逼:葛健豪。一个男人的名字,这么霸气外漏,一点都不像是个旧社会小脚女人的名字。很多年后有一个类似的叫葛剑雄的名字,也成了一点小名,但这个名字的霸气,明显逊于葛健豪。
当然,葛健豪并不是她的本名,她本名叫葛兰英,也很有霸气,但还是局限在女子的霸气之中,出身很有背景,其父是曾国荃的偏将。
虎父无犬女。
但却嫁了个不成器的老公,本来老公家祖上还给留了点家底,搞来搞去几年下来没有家底了。
不过她生了一个很有出息的儿子蔡和森,她决定以一己之力,把儿子培养成牛人,那个不成器的老公是指望不上了。
儿子先在一个店里当学徒,后来觉得不爽要出去读书,但是家里已经没有闲钱供他读书了,葛兰英果断地将自己的出嫁首饰卖掉,携儿子蔡和森与女儿蔡畅到省城长沙求学。
蔡和森到长沙后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不久转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认识了同学毛泽东。
蔡畅则考入周南女中,成为“周南三杰”中的第三杰。
葛兰英不仅让儿女读书,她自己也要读书也要上进,以年近半百之龄报考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学校说没这么大龄的考生,不让报名,她很生气,让蔡和森告到长沙县衙里,县衙知事大吃一惊觉这可不是一个寻常女子,于是让学校破格录取,葛兰英从此得以入学,并改名葛健豪,豪气冲天。
后来,当蔡和森、蔡畅、向警予要赴法勤工俭学时,她也跟着去,成为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裹脚女子。
那时,乘船出海的航程很漫长,去一趟法国要一个多月,漫长的航程很枯燥。枯燥的航程诱发人们在同行的异性伴侣中找一点乐趣,《围城》里的方鸿渐就在返航途中为自己找了很多乐趣。
蔡和森与向警予已经是男女朋友了,枯燥的共同旅行升华了他们的感情。于是一到法国安定下来,他们就很快结婚,人们把他们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蔡和森是促成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功臣,在法国时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据说这是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
1921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共同入党,成为最早的一对夫妻党员。
后来,这对夫妻多经磨难,终于分手,分手后又各自先后遇难。
柳亚子有诗:“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蔡和森有一个小老弟对他很尊敬很听他的话,那个小老弟的名字叫周恩来。
周恩来有一个小老弟叫邓希贤,邓希贤原名叫邓先圣,可能觉得这个“先圣”的名字太高调了用起来会折寿的,所以上学的时候改了一个低调一点的名字叫邓希贤。这个名字用了几年以后,可能觉得还是太高调了,自己不好把控,又易招人嫉恨,于是又改了一个更低调更谦和的名字:邓小平。
都又小又平了,低调到极端了,没法再低调了,还要人怎样。所以他后来才能三起三落,人生终于能够圆满。
此为后话,先引周恩来。
20.周恩来,1898年出生,1919年时21岁。
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15岁时考入南开中学。
在南开中学,有两个人对周恩来恩遇有加。
一个是大他九岁的师兄梅贻琦,梅贻琦非常倚重这个小学弟,经常在自己家里帮助周恩来温习功课,两人私交甚好。
另一个人是校长张伯苓,张伯苓一眼看出这个出身普通的学生资质不凡,日后定有作为,所以他不仅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还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
就像杨昌济看到青年学生毛泽东资质不凡一样,张伯苓也能看到青年学生周恩来资质不凡,那他一定也是一个有眼力的人。
张伯苓他不仅是一个有眼力的人,他还是一个传奇,中国教育领域的传奇。
21.张伯苓,1876年出生,1919年时43岁。
天津人,早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在北洋水师舰队上任实习军官,亲眼目睹了北洋水师的惨败。
后短暂地服役于海军,自海军退役后,意识到唯有教育才能强国,故转而投身教育。先在家馆里教学,后自办正规学校,他的几步办学轨迹如下:
1、甲午战争十年后,于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
2、又15年后,于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
3、再4年后,于1923年创办南开女中;
4、再5年后,于1928年创办南开小学。
至此,一步一个脚印地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完整的“南开”体系。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由一己之力完成一个教育品牌的打造,不可不称之为一奇迹。
在当时天津的已经由政府建立了20多年的北洋大学的旁边建立一个私立的南开大学,并搞得红红火火的,既是一种极大的气魄,又是一种极大的能耐。
他创建的“南开”品牌,至今仍是中国教育领域中的一块响当当的牌子,延续已过百年。他第一步创建的南开中学,又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部分。
1904年,在南开中学招录的第一期学生中,有一个15岁的学生叫梅贻琦。
22.梅贻琦,1889年出生,1919年时30岁。
天津人,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后留学美国。
回国后执教于清华,1931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校长,历时17年,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关于大学,他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在清华创建了一个制度:“教授治校”。
梅贻琦对于教育的见解全在于此:“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注:蔡元培字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他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清华之变,始于梅手。
清华之所以成为了清华,始于梅手。
我想,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应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教育家,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大学校长。
不知今日诸大学之诸校长,距这三位校长之心胸之气魄之能耐之见识,有几里地之遥。
梅贻琦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思想人们提的不多,即通才教育思想,他认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抗日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主持校务。
张伯苓与梅贻琦,师徒二人,肩并肩扛起了危亡时局下中国的教育事业。
堪称伟大。
张伯苓还有一个名字:“中国奥运第一人”,中国与奥运会的渊源,正始自于张伯苓,正是张伯苓促成了中国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上发表演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
25年后的1932年,中国第一次正式参与奥运会,1个运动员。
一百年后的200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639个运动员。
张伯苓说:“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不知今天,已经举办过奥运会的中国,腾飞了么?
相比较于其他人,张伯苓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人们还在争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时候,张伯苓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赛先生。
那么多人在吵吵闹闹,张伯苓一个人在埋头干事。有人这样评价他:“张伯苓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长短,但是他脚踏实地地苦干,在他的工作范围里,成就非凡。”
一生做一事,一事做一生。能这么持之以恒的人,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失败的人们往往不是没能耐,而都是太聪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多少年能树国?
当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中学的同时,北洋政府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张伯苓的老师严复亲自出面,推荐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小女生出任该校的总教习,两年后又升任为该校校长。
这个当时名声比张伯苓大得多的小女生,叫吕碧城。
23.吕碧城,1884年出生,1919年时35岁。
安徽旌德人,家学渊源,“民国四大才女”之首。
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据说,吕碧城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即:诗词歌赋、棋琴书画,无所不通,无所不精。
后至天津,成为《大公报》的第一位女编辑,文章一出,京津闻名,“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当时江湖上有另一位碧城也很有名,就是鉴湖女侠秋瑾,吕碧城的文章发表后,“碧城”声名远播,很多人都以为是出自秋瑾之手,生出很多误会,而秋瑾在读了吕碧城的文章后,也被其荡气回肠的文采所触动,慕名来天津拜访吕碧城。
两人一见如故,情同姐妹,每晚同榻而寝,彻夜长谈。
秋瑾折服于吕碧城的才华,回去后不再使用“碧城”的名号,“碧城”二字于是成为吕碧城专用。
几年后,秋瑾在绍兴遇难,无人敢去领尸,弱女子吕碧城前去安葬。回来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
教育家严复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不仅收她为女弟子,还强烈向袁世凯鼎力举荐,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
于是,当1904年北洋女子公学成立时,刚20岁的吕碧城就被委任为总教习。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改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2岁的吕碧城出任校长。
吕碧城这样的才女美女,却终身未嫁,她说他找男人的标准是:“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
她看上了文采飞扬才华横溢的梁启超,但人家梁启超早有家室了,并且梁启超那样负责任的男人,是不大可能抛弃原配而追求新欢的,即使对方是一朵花儿。
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吕碧城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后来吕碧城又任参政,成为当时中国女子任此高职的第一人。
再后来,与袁世凯政见不合,遂弃政从商,两三年间,聚富可观。
真可谓是女子中的范蠡啊。
吕碧城终生坚持文言文创作,坚决反对五四时期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她认为白话文那些都是垃圾,是没有才华的庸才玩的东西。
吕碧城一生“女权高唱”,求学学成,求官官成,求财财成。实在是太对得起“才女”这两个字了。
在她当年做校长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曾经有两个学生在这里就读,一个叫邓颖超,一个叫许广平。
24.许广平,1898年出生,1919年时21岁。
广东番禺人,乃广州“第一家族”许拜庭的后人。其祖父是慈禧的干儿子,曾官至浙江巡抚,获赐可在宫中骑马。
1917年许广平就读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预科,并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五四运动。
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
1927年,与鲁迅在广州租房同居。
要说鲁迅与沈从文,虽然性格差异很大,行文风格完全不一样,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两人都搞师生恋,鲁迅恋上自己的学生许广平,沈从文恋上自己的学生张兆和。不同的是鲁迅这组是女方主动,沈从文那组是男方主动。
还有一个不同点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感情,整整持续了60年;而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则只有十余年。
当然最大的不同点是,张兆和是沈从文花了大功夫追求上的“三姐”,也是他唯一合法的妻子;而许广平,虽然给鲁迅生了个儿子,却一生都不曾有过妻子的名分。
1936年,在写了18年文字,在与许广平同居10年后,鲁迅为自己留下一句“赶快收殓、埋掉,拉倒”的遗言后与世长辞。
郁达夫在《怀鲁迅》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认为:“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鲁迅一生的朋友不多,郁达夫算一个。
25.郁达夫,1896年出生,1919年时23岁。
浙江富阳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七岁入私塾,九岁能赋诗,是个小天才。
幼时入杭州府中学堂学习,后入教会学堂之江大学预科学习,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
后赴日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
在日本呆了八年,郁达夫经常和妓女来往,将妓女视为知己,他自己从不讳言在日本嫖妓的经历,并以此为题材开始创作文学作品。
在此期间,郁达夫写下自己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比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还要早一年。该书中多有赤裸的性交描写、嫖妓描写,一时举国哗然,各路卫道夫群起攻击。
事实上,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多数都会选择通过嫖妓来解决性需求。一方面日本妓女很多,这个产业很大很受保护,另一方面留学的都是男生,正当青春之年,生命力很旺盛,生理需求很旺盛。
然而嫖妓虽然解决了生理的需求,却解决不了精神的需求。
《沉沦》里的男主角嫖完日本妓女后痛苦的喊着:“祖国啊,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因为他在嫖妓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下的这个妓女是“一个鄙视自己的国家里的女性”。虽然他在嫖着这个日本女人,这个日本妓女却用她的语言与神情在嫖着他的国家。
国强则人强,国弱则人弱;国有尊严则人有尊严,国无地位则人无地位。国家贫弱,嫖妓也受气。
苛刻如鲁迅,见人砍人,见鬼杀鬼,就连蔡元培这样的恩人也不放过,但是独独对郁达夫,却一度宽容,好像从来没有公开批判过郁达夫,即使在郁达夫被万夫所指众人唾弃的时候。
当然是有原因的,有人说因为他们是老乡,有人说因为他们都留学日本,有人说因为他们都是左联的。
或许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应该在于:郁达夫是敢于自我剖析的人。
普通人都不敢真正地自我剖析,所以需要被骂一骂地被动剖析;一个真正敢于深入自我剖析的人,别人对他的指责则无异于隔靴搔痒。
鲁迅是一个敢于自我剖析的人,并把对自己的剖析写在纸上写在日记里;郁达夫是一个敢于自我剖析的人,并把对自己的剖析写成小说。人家都这么深刻的洞悉自己了,你再多骂一句话岂不多余?你还想让人家怎么样?
所以鲁迅不骂郁达夫。
中国人喜欢你好我好大家好,好成一团和气好成一团混沌。中国人讲究遗忘和宽恕,中国人不喜欢忏悔,提倡宽恕别人,其实很多时候是在通过宽恕别人来宽恕自己。
这与西方文化不一样,西方文化倡导每个人都要忏悔,于是像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接二连三地写出了各自的《忏悔录》。
中国人没有人写《忏悔录》,就连当年的红卫兵们现在也没有人敢于或者愿于写一本自己的《忏悔录》,当年的红卫兵们,何止千万哉?现在敢独立反省的,有一人么?所有涉及文革主题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受伤者姿态的伤痕文学,偶尔有一点稍深入一些的研究性作品,无一人敢于从个人的角度、人性的角度出发来反省自己作为红卫兵的过去。大家都选择遗忘,遗忘了就心安了;大家都把过错推到领导人的头上,推到时代的头上,然后这样就心安了,心安理得地挣钱买房睡女人、炒股开车养儿子,养出一代一代无担当的人。
郁达夫是一个例外,他一直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过去,而不担心别人会不会认为他很肮脏,他写《沉沦》,他写《我的忏悔》,这在中国来说,是多么地稀有与难得。
一个敢于直面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性情中人。
郁达夫当然是一个性情中人,他31岁时,邂逅了“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于是抛弃了所有的妓女朋友开始疯狂追求王映霞,追上这个大美女以后又迫不及待地把她娶到家里,并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盛大婚礼,柳亚子专门写诗赞其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为了这个女人,他不仅抛弃了一大帮女性朋友,还抛弃了男性朋友鲁迅,退出左联南下杭州。
朋友是手足,女人是衣服,人可以缺手足,但不能没衣服穿。
然而人穿的衣服太漂亮了,难免会招来嫉妒的眼光,郁达夫娶的这个女人,后来变成了他自己的老乡戴笠的情妇。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个书生是斗不过的。对付流氓的唯一办法,就是比他更流氓。
郁达夫不愿更流氓,也没有做流氓的资本,于是他渡船再南下,漂至南洋,一图清静。
他自己应该也没有料到,此一南下,竟再也没能归故土。1945年,50岁的郁达夫消失在印尼苏门答腊那片神秘的丛林中。
几百年前,中国政府派出的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海船队,在这里短暂休憩过,然后转道去了非洲。但郁达夫,显然不是去了非洲,他消失了,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成谜。
当年在杭州府中学堂,小天才郁达夫和另外一个小天才作了同学,他俩的生日只差了一个月。一个班里出了两个旗鼓相当的文学天才,实属少见。
这个比郁达夫小一个月的同学,叫徐志摩。
26.徐志摩,1897年出生,1919年时22岁。
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家境殷实,聪明好学,少有“神童”之誉。
1910年,徐志摩满十四岁时,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与郁达夫同班。
这年,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秘书的张嘉璈到各个学校里巡视,在杭州府中学堂看到了徐志摩的文章,甚为叹服,认为徐志摩这小伙子简直是“国士无双”啊,很是喜欢,一拍大腿就决定把自己的妹子张幼仪嫁给徐志摩了。
于是中学一毕业,年仅18岁的徐志摩就和21岁的张幼仪结婚了。张家是大家,为了给女儿办嫁妆,派专人去欧洲采购,出嫁时,嫁妆多到一节火车都无法运过去,只好雇驳船从海上运到徐家。
真是“女大三,抱金砖”啊。
婚后徐志摩入北洋大学攻读法科。
后去美国和英国多校留学,读过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专业。
游学多年,游学的最后一站,是英国康桥。
在康桥,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子,一个对他来说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女子,一个改变了他一生轨迹的女子。
于是,康桥成了他最留恋的地方,康桥成了他看不尽的风景,康桥这个本很普通的地方,在他眼里变得美不胜收,因为这个地方,承载了他太多的浪漫太多的爱恋太多的记忆。
这个绚烂如花的女子,叫林徽因。
(未完待续)
这些文字完成于2011年上半年,原是一个我写作计划中的初步底稿,当时小范围内以及在我的博客里发布过,网上也有几个地方有人或知会或未知会地转载过,当时取的名字是《激情飞扬的岁月》,后来我想到一个更好的名字《猛回头已百年身》,原计划在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时完稿出版,后来时过境迁,我的兴趣转移,此文再没扩充过,也不大有可能再写,遂再发布于我久未更新的公众号,以作留存。分七篇发完,这是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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