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诬，意思为对无理的指责进行辩解。鲁迅说：“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确实，“辩诬”这个词听起来就有一股屈辱感：你污蔑了我，还需要我自证清白，天理何在？在现代的司法理念中，“无罪推定”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简单地说就是指任何人在未经依法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或者说，任何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然而在一百年前不是这样的，“弱国无外交”，那个时候各国列强在中国拥有租界，拥有治外法权，英国巡捕当街枪杀了无辜民众，报章在抗议的时候还需要先自证清白。说民众并非“赤化”啦，并非“暴徒”之类。何其荒诞乃尔！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次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愤。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进行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国主义逮捕一百余人。随后群众万余人集中在英租界南京路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导致四人当场死亡，七人伤重不治死在医院，其他人遭到轻重伤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卅”，就是数字三十的意思。
五卅惨案之后，《京报》主笔邵振青（邵飘萍）在六月五日《京报》“评坛”栏发表了《我国人一致愤慨的情形之下，愿英日两国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国之嫌》一文。文章说：英、日帝国主义“用种种宣传政策，谓中国国民已与俄国同其赤化，英日若不合力以压迫中国，行见中国赤化而后，美国亦大受其影响……然中国之并未赤化，所谓赤化说乃纯属英日两国之虚伪政策……今次上海之惨剧，乃世界伪文明之宣告破产，非中国之一单纯的外交问题。”他又在同日该报发表的《外国绅士暴徒》一文中说：“‘暴动学生’之一名词，真乃可谓滑稽极矣，请问外国绅士，学生是否有手枪？是否有机关枪？是否已因暴动杀死外国绅士多人？否否不然，多死者乃为学生，此决非学生之自杀也。”
一句题外话，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罪名逮捕，杀害于北京天桥。
邵飘萍在五卅惨案之后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就是在辩诬。他在向“英、日两国政府”解释、分辩中国并未赤化，学生也不是暴民。鲁迅的这篇文章，内容则比邵飘萍更为深刻。中国民众在中国的土地上抗议游行，就算是“赤化”，就算是“暴徒”，英国巡捕有什么权力开枪呢？“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是啊，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大吗？对于这一点，鲁迅看得很清楚。我们就算是占据了再多的公理，也毫无用处。我们顶多发出一些抗议，发出一些反对的声音，我们得到了国际工人后援会的道义上的支持，可是所有的这些都无法改变我们被剥削、被奴役的命运。只有国家真正地强大起来，才能不受列强的欺侮。英国巡捕杀害了无辜市民，可我们却不能以牙还牙，只能发出一些微弱无助的抗议，还得称他们为“友人”，这和“辩诬”一样，都是一种屈辱。“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公道，就得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
那么，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呢？鲁迅引用了一篇报纸上的社论，“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也就是说，少些空谈，多些实干。鲁迅指出了国人古而有之的空谈的弊病，“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他希望青年能够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点一点改变国家的现状。
“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我的理解，这里的“对谁也不怀恶意”，是由于我国当时积贫积弱的现状决定的。当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壮大自己，不宜树敌过多。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鲁迅说的这句话过于软弱，三座大山层层压迫在人民头上，凭什么不能反抗？凭什么不能抗争？凭什么不能主动地打破旧世界？这样想，似乎也没错。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鲁迅先生也没有想到，在他写作这篇文章之后仅仅二十四年，中国人民就站了起来！我们赶走了列强，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那些外国巡捕在中国土地上肆无忌惮杀伤中国人的日子，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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