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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他乡之税》
“流动”一词可以概括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状态。而在资本、劳动力、财力、资源更多从乡村流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时，一部分税收也成为中西部基层政权追逐的猎物，买税并非极个别。本篇我们将从总体上深入到这些“流动”的内部去
本县不远处一市税务分局局长直接证实说：“转引税款的手段就是利用地税部门管理的发票达到引税目的，最容易发生在县区与县区、乡镇与乡镇间。转引税款使用的发票以建安、运输两种为最多，套取税款也最多。”他还坦言：“转引税款（行为）比较普遍。”
一些基层审计人员在审计乡镇财务时也发现，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源匮乏的乡镇，通过直接降低税率、由财政按开票税金以“奖励”的形式高比例返还纳税人税款，他们专门吸引外地车主、船主前来开票卖税。
“我们大同经常收到周边省市花花绿绿的传单，上面都是各种挂靠车辆的优惠办法，比如我们省一年收养路费 10 个月，它们可能只收 6 个月的，除了年检等服务好，还有税收优惠，一辆大车每年能省好几万块！”2003年，大同市一位汽车司机感慨道。
这样的“自由化工程”无论总承包人还是税务机关都很难掌握工程收入结算的具体时间和数额。承包人为少缴税款，常直接把购买工程物资的发票交给基建单位入账，仅以建筑劳务收入开票纳税，减少了纳税；有的工程竣工后很久不办理决算，或办理了决算但不增加固定资产，将基建款挂于往来账目上，逃避营业税和房产税。
流动性强的运输、建安营业税成为各地争相抢夺的税源不是偶然的。一般认为，对流动性不强的税种，如财产税、资源税等最适宜成为基层政府地方税。因为它不仅固定，且纳税者还是当地公共服务的受益者。而流动性强的税种，如运输建筑等，应该由级别高的政府收取，以利于要素流动和税收成为经济“稳定器”的职能。
江西景德镇市委同样也于近年发出了禁止买税卖税、异地转引税款入库的文件，其下乐平市地税局为“从源头上制止以发票转引税款的现象发生”，从 2003 年 1 月起， 3 个月内对农村征收单位收回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饮食业 3 类发票，并停止发放，并将发票管理权集中于地税发票所
纵观这些买税案例和发生地，从微观看，几乎都发生在乡镇一级，在 97 个样本中，明确指出不是发生在乡镇的仅有两例，一是“江苏某市的区政府和街道”，二是“甘肃临洮县地税局”，虽然不知道前者具体所在的市和区，但街道与乡镇在行政管理层级上类似，而后者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其买税与乡镇是否有关联，如帮助乡镇买或从别的地方的乡镇买。
地区发展的衡量、考核及相互竞争主要还是使用产值和财政收入指标，而现行税制继承了传统的间接税为主、生产环节为主、行政和区域隶属纳税的原则，都在客观上强化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高投资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在政府财政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居高不下这个意义上，乡镇与其他层级政权没有根本区别。而这种一定程度上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日后进一步明显了。
在分税制等改革不减少既得利益的一般原则和经济发展不同的情况下，差异在所难免。不过制度，尤其是财税政策应该力图缩小这种差距，但实际情况却相反。
许善达指出，比如说发电，也就是说在发电厂所在地税交得少一点，而比较多的税交到了售电的环节，比如像原来在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发电站，修这个发电站当然要有移民以及很多的工作，很多成本，包括管理、社会服务都是由广西和贵州两个省来承担的。但是，当时价格定得很低，大量的电是卖给广东的，税收交到了广东所在地了。这样一个现象也是不合理的。另外，“营业税是按照企业注册地交税，也会使税收收入在不同地区间的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不对应的”。而这点即与我们谈到的买税等非制度税收转移密切相关
税费改革如前面历次财政改革一样，不仅调整着财力分配，更改变着各级政府的行为方式和规则。教育经费中的玄妙就不少。
南村村长赵水兵认为村账乡管虽然减轻了农民部分负担，但还是有问题。他说：“国家这么做，实际上是种收权的表现，是国家运行中的一种手段，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觉得咱们平城想发展没能人不行，到现在我还没发现有这样的能人，很多人不真正做事。”
煤炭、运输业、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引导着就业，本镇农民外出打工就主要集中在这些行业中，如卸煤工、货车司机、工地小工、技工、房屋装修，有点资本的也可能自己在城里开个汽车修理或美发门市，女孩家则一般到羊绒衫厂做工，或去饭店、商场做服务员。
城里的吸引力太大，除了经济方面，首先是文化生活比乡下红火，二是好找对象。实际上现在年轻人挣下的钱基本都不给家里，往往都是全用于生活和恋爱。我的侄子当了 3 年油漆工，差不多一年挣一万二三，可是没给家里一分，还从家里拿呢。找成对象了，彩礼什么的都是老人承担，结婚了，一般先租房住，没钱买房。结婚后就浪费少了，但吃穿方面年轻人还是比较讲究的。
在马蹄营，“倒牛人”有四五个，他们有的做过村长书记，有的贩卖过葵花、枸杞，都与镇政府和信用社关系不错。 2002 年初，几个人拿上信用社贷款从外地买来牛，大家见有贷款也有销路就不管好坏，疯抢起来，那时的牛是从山东来的，价格 1 3 万元左右。不久又有几人加入“倒牛人”行列，倒回来的牛都是 1 7 万元甚至 2 万元的。个别人还有把一头牛拉去不同地方反复贷款以套取资金。一些乡镇的干部和信用社职工也参与其中拿回扣。
2002 年 5 月的全县养殖座谈会上，要求各乡镇确定农民的主体资格，购买方式由市场经纪人为主变为农民自主购牛为主。不过受限于知识与能力，大多数想买牛的农户还是不得不通过那些“倒牛人”，他们公道与否成了养殖户的所有依靠，由此之后纠纷不断。
经营奶站难度很大，自己自主的少，奶业公司的政策可以随时调整，但你没法调整，下面都是穷人，你就得三番五次地去指点他们。牛病了农民很多发现不了，我闻牛的味道就知道了。要告诉奶户玉米面和精饲料一样一半，玉米面多了牛胃酸就多了啊。
有些企业是季节性生产，旺季的时候缴得上税，淡季的时候就难了，作为乡镇政府要想保护这些企业的发展资金不被忽然抽空，也必须买卖税以保住当地的乡镇企业。再加上税缴不上，政绩就会受影响，上级的政策就很难再优惠到下面。反正，这事都是逼出来的，如果上面不硬定下这些不合当地实际情况、不考虑当地实际发展的税收任务，乡镇又何至于走到这种境地。
又一日，三虎子去镇里要自己去年的工资，镇长说你交了村里的公章就给你，三虎子说公章是公家的，我是村民大会选出的，要罢免也是村民来，不能交给你。出了镇政府，三虎子立马跑到村里广播室，再次放开嗓子对着扩音器数落起镇长，如说他高收农业税。那天晚上，镇长派人告诉他说，要么认个错，要么就以诽谤罪去派出所待几天。从第二天一早起，三虎子就跑了。伏天日头下渴望浇地的农民也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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