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在其作品《滇缅公路》中写道：
“每一位日本帝国军队的战士都清楚：勋章和荣誉只会被授予为天皇陛下成功地赢得了战役胜利的人们，没有谁仅仅因为在战场上勇敢而受到奖励。每一个士兵都不过是整支军队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队、大队、联队甚至师团都将蒙受耻辱。他同样也很清楚，当他离家远征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决不被准许做、说或者在信中写到任何可能令士兵们对为天皇献身稍感犹疑的事情。这就是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日本帝国军队官兵们长期被灌输的思想。”可以说，日军士兵的勇敢强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岛国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观念和耻感文化，但是，不能说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理性自觉。许多日本文化学者，都承认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动和蛊惑的。
甚至在英帕尔战场上的英军战场指挥官、第14军军长威廉?斯利姆将军，也对于他的敌手们的勇敢印象深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军队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正基于每一个士兵的精神。他战斗、行军至死方休。如果有500名日本人坚守一处阵地，我们必须消灭495人，才能最终夺取它，然后，剩下的5个日本人便集体自杀了。没过多久，有关日本士兵自杀的种种故事便传遍了整个中缅印战区。
在松山战役最后几天，远征军第8军的将士迫使日军再次上演这些故事。这疯狂的举动让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但是作为战胜者，日军的自杀举动渐渐在我军士兵眼中变得愚昧可憎，令人恶心。在缅北战场上，当日军士兵狂呼 万岁 一次次发起 死亡冲锋 时，美国大兵们回应的则是 像狼嚎一样的两个音节组成的脏话和密集的冲锋枪弹雨， 这无疑是一种极有力量的精神系统颠覆：Fuck pk神道信仰。事实上，在蒙昧状态下的 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病态。正如战后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陆军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军军官的评价：日本兵虽然强悍，却很可怜。当被俘的十几名日军士兵进了中国远征军楚雄的战俘营，了解到我军并不会以他们的方式对待战俘，他们渐渐感受到进步和文明的力量，开始有所醒悟，有的甚至丧失了尊严对我军奴颜婢膝，表现出岛国民族性的另一面。
松山战役后，中国远征军第309团团长陈永思与部下探讨日军“令人畏惧的顽强精神”，曾做过这样一番分析：“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这样的事情只要再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日本兵的不怕死，很多情况下并非基于什么 精神，还可能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笔者曾看到一位参加松山战役的第8军第103师老兵的回忆，他真切描述了那种具体感受：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像鬼像野兽，反正不像人。和他们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 那种投入战斗时像 已经死过了的感觉 ，在有日本武士道经典之称的《叶隐闻书》中被称为 死狂 ， 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种在战斗中假定必死而疯狂 求死 的状态，来源于武士道传统，也是一种基于战阵搏杀中生死概率的统计学据说，在战斗中，越是胆小懦弱者越容易被打死，所以初次上阵的新兵伤亡率惊人。而参透这一规律的老兵，除了比新兵多一份镇静和从容，有的还生出这种疯狂求死 而寄望于 意外 获生的厮杀技巧。既然死亡的命运个人无法左右，以疯狂留下 勇敢 之名就显得很合算。
假如战争再次重演，这些老鬼子还能像当初那样疯狂吗？笔者相信肯定不会了。正如品野实在其作品中的表达：作为战败国的国民希望的是：即使没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也不要野兽般的行动。日本人想过好日子，这是人间正道。也许，只有那些从未经历这一切的日本新一代右翼分子，才会重蹈覆辙，那是蒙昧的轮回。不能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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