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迟没那么神，最近最有力的例证之一，是1904年京城王维勤的灭门案。
这是一份真切的档案材料：王维勤本是抚宁一官员，和同僚有怨，连夜杀了对方一家十二口，三岁小孩也不放过，十恶不赦，被判凌迟。
据围观的外国传教士记录，公开处决王维勤时，照例是公开、赤身、绑缚三脚架上，也的确是先从胸肉割起，接着是二头肌，再是大腿肉，但30多刀后其实就已经直接刺穿心脏，另其彻底死亡，而后才是肢解多少刀。这就是凌迟的真实过程。
中国最后一桩公开凌迟案，是在1905年4月9日，一位名为幅株哩的满族仆人，以身试法结束了这个惨无人道的酷刑，记录也是基本雷同的。
这些记录为什么最可信？因为那时京城已有公使馆，西方人迫切想了解凌迟处死之“真相”，也探知大清很快将永久废除凌迟，所以在行刑前就专门在菜市口架好照相机，并派人专程记录。
也就是说，依据这个利用现代技术封存下来的唯一真实的“现场记录”，凌迟处死并没那么神乎其神，很多细节在想象中给夸大了，甚至蒙蔽了鲁迅这些博通多闻的读书人。
王维勤的凌迟，还留下很多照片，由维尔.夏龙拍摄，现存在法国索恩的尼普斯摄影博物馆，网上也能方便搜索到。
当时的西方人，以政府行为搞这个，当然不非纯是猎奇，也着实“别有用心”：就是有意广为传播，以证实东方世界的野蛮、残酷，与不人道、脱离文明，为自己的侵占找寻合法性与道德高点。
但实际上，如此或类似的暴行，在西方世界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17世纪的英国，仅对“背信弃义者”，都是“开膛破肚”并用斧头“切碎”；20世纪以前，欧洲一个很普遍的刑法是“打破轮”（on the wheel），即刽子手将犯人绑在马车车轴上，然后用锤子不断重击犯人身体，直到整个肉身完全和车轴黏连起来——这些也都是公开的，残酷性与冲击力，哪里输给凌迟了？
在对人身惩罚的“研究”上，人类的“想象力”都很发达，绝非中国古代独有。甚至按照《大清律例》对照，古代中国的法律还要比西方人文明得多。
还需要明白的是，凌迟即便在明清中国，都是很特殊的刑法，只用于罪大恶极者，并不是常规之刑。在整个清代，遭受凌迟刑法的总共也不到1000人左右，平均每年没有3人。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屡屡搬出这个论证中国民族性的独特存在与格外残忍，反思方向不一定有误，但只怕用错了例子。鲁迅已矣，莫言们还应该多读书，至少卜正民那些人的书该翻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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