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记忆

山村记忆

我出生在莒地东南离县城40多里地的一个山村，村子不算小，有二百来户人家，旧时是管理区驻地。村西是一条小河，涓涓细流，蜿蜒曲折，村东是一片山脉，郁郁葱葱，莽莽苍苍，有糯米山、大飘山、放牛圈，群山环绕中坐落着一座粮库。

粮库占地十几亩，四周是库房，中间是晒粮场。库房墙体由大小不一的本地青石砌成，石缝间嵌着水泥，房顶覆盖着瓦片。因年久失修，有些水泥已经脱落，瓦片也有缺失，部分墙体布满了青苔。朝东的大门是两扇黑漆漆的旧式铁门，上边焊着一排尖尖的枪头，铁皮已有些破损，枪头也锈迹斑斑。门前是一条乡间公路，公路很窄，依河而建，称它为河，实在是有些抬举，其实就是一条从山谷间流出的溪水，清澈见底，水草丛生，旱季时就会断流。群山阻挡了视线，不到近处，不知此处有这样一座建筑。走近大门，会有犬吠从院内传出，警示着这座废弃的粮库尚有人居住，但无论如何它的苍老与落寞已是尽显无遗。

粮库的建造有些来历，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面临着北方的威胁，中央加强战备，深挖洞，广积粮。我们这个村，地处山区，位置偏僻，但交通还算便利，因此被选为建造战备粮库的绝佳地点。1969年，在县粮食局和公社的部署下，粮库基建工作就在我们这个山村热火朝天地展开了，恰好那一年，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哥哥出生了。

县粮食局派驻工地一位三十来岁的职工，监督施工情况，见证了粮库整个建设过程。世事难料，二十多年后，这位职工居然成了哥哥的岳丈大人。如今，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他想回到粮库看一看年青时战斗过的地方，我们陪同他前往。与他当年共事的老村支书也还健在，两人在村口恰好相遇，我稍作介绍，两双苍老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没有感慨的话语，没有激动的泪水，但久远的画面必定一幕幕浮现在两位老人的脑海，往事依稀深入梦，都随风雨到心头。

我的父亲也参加了粮库的建设，父亲是县一中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高考前夕，正当这些梦想跳出“农门”的学子摩拳擦掌时，一张来自最高层的通知给他们当头一棒——延迟高考半年闹革命，半年后高考又一次被延迟，此后再无下文。沮丧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只能回到农村广阔的天地，继续祖辈的事业。眼看考学无望，在媒人的撮合下，父亲与他初中的学妹——我的母亲成家了。那时的农村，真正百无一用是书生，父亲干活不疼力气，但身单力薄，右脚有残疾的他无论怎样努力也很难让这个家庭摆脱贫困。粮库开建的那年，哥哥的到来给这个清贫的家庭带来了喜气。

粮库工地用沙用石由村民提供，是从村西的小河运到工地。这可是一件美差，运沙一天可得几元钱，要知道那时一个工日才值4角。人人想争着干，村里只好轮流排班，每人干一天。父亲小时候右脚踝被大人踩伤，做过手术，失去活动功能，干农活推车时只能前脚掌撑地，因用力偏颇，右脚底有一道深深的裂口，不能愈合，母亲给他用胶粘，用针缝都无济于事。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想错过这个挣“大”钱的机会。工地独轮车的筐篓特别大，沙堆得冒尖，父亲佝偻着身子，忍受着脚底的剧痛，奋力前行，只为这几元钱能够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尤其是家里刚刚添了一个小生命。母亲那天破天荒地包了水饺，犒赏父亲。后来，每当母亲谈起这些经历总是唏嘘不已。

父亲运沙的差事只干了一天。县里为普及初中教育，所有公办初中都改为高中，初中只能由管理区自力更生。我们管理区也要办初中，叫农业中学，一个班，三十多个学生，可是学生易找，教师怎么办？最终目标就落在了有高中学历的父亲头上。尽管他出身富农，政治不合格，但是其才可用，也就这么过关了。每月5元钱的民办教师工资让家庭生活稍有改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不可能，只有想不到，我们管理区这所农中居然又设高中班，父亲披挂上阵，高中数理化全包了，这无意中为父亲后来的考学帮了一个大忙。

粮库建成后就成了我们当地的一座宏伟的建筑，那个时代，在一片茅草房的农村，瓦房，高墙，大院象征着公家单位，自然也象征着权力。每次走过那座粮库，都让人肃然起敬，但在我的记忆中，留存着一段与粮库有关的美好回忆。山与粮库之间有一大片平地，因流水不畅，山上的雨水常聚集在此，多雨的夏季这里较其它地方草木繁盛。记得那时生产队的耕牛各家轮流喂养，放牛的伙伴们往往喜欢把牛牵到这里来，一则因为草多，二则可以凑到一起玩耍，我和哥哥也曾在这里放过队里的那头豁鼻的水牛。

山村记忆

记忆中的那片地绿草如茵，花团锦簇，慢腾腾的水牛踱步其上，悠然自得，本来小小的水坑被几头洗澡的水牛翻滚成一个个小池塘，星罗棋布，草地上矗立在几棵燕子树，一串串小燕子像风铃般随风摇摆。现在回想，那简直就是一幅水墨丹青画。夏天的天空就像娃娃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里，突然就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小伙伴们便随手摘了片荷叶顶在头上，一哄而散，各找避雨的地方，任由水牛们在雨水中痛快淋漓。午后，水牛吃饱玩足，小伙伴们便骑到牛背上，一路吆喝着赶回牛棚。我怕弄脏衣服，回家后被母亲训斥，从没骑过水牛，只能艳羡地看着牛背上那些神气的牧童。在那个生活拮据的年代，自学裁缝的母亲总是千方百计让我们兄妹三个穿着大大方方，干干净净。

我是家里第三个孩子，排行老二的姐姐比我大三岁。我出生的第二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轰轰烈烈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的中央领导人在各个领域开始了拨乱反正，其中一条就是取消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制度，恢复高考。父亲从小广播听到这个消息时，早已熄灭十年的“大学梦”又在他内心升腾，他要参加高考。深明大义的母亲非常支持这个决定，尽管这意味着她要独自支撑这个大家庭，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父亲经过仓促准备，于1977年顺利考入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别妻离子，开始了他四年的大学生活。哥哥和姐姐都已经在村里小学读书，母亲又要忙生产队的农活，我经常一个人在学校的院子里玩耍，百无聊赖。那时村里还没有幼儿园，在我六岁时，母亲便送我上小学了。

小学在村子西边，两个院子，各有几间茅草房做教室，室内昏暗无光，墙壁的裂缝可以伸进一个手指，教师都是本村初中毕业的民办教师，有几个还是父亲在农业中学的学生。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搬进了新学校，条件大有改善，但是办学依然艰难，尤其是办学经费短缺，老师们决定发动学生勤工俭学。

我们村多山，山高林密，松树居多。松果成熟时，学校便停课一周，老师带着我们爬山摘松果，晒干后卖到城里。据说晒干后的松果（又叫松笼）是城里人冬季生炉子时最好的燃料，销路很好。这一周也是我们一年中最兴奋的时候，记得母亲给我准备好一个藤条筐和一跟两米多长，顶端带铁丝勾的长杆，千叮咛，万嘱咐，只可够矮树的松果，不要爬树，不要戳马蜂窝。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便浩浩荡荡爬山了。

那么多松果晒干需要一个很大的场地，学校便联系了粮库的管理人员，开放晒粮场给我们使用。学生们要把摘到的松果用藤条筐送到粮库，为方便起见，离粮库最近的猪鼻子山就成了我们的主战场，这座山松树茂密，但是也最陡峭。我谨记母亲的嘱托，不敢爬树，但是有些胆大的孩子可不管这一套，爬到树上摘得最快。一中午下来，虽然多走一些路，但我总能摘满一筐。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挎着沉重的筐子，大家都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往下滑，唯恐一不小心失足，人跌伤了不说，还要附带满筐的松果化为乌有，下山不好交代。

粮库里有老师给松果称重，记录下每个人的劳动量。回到家我都高兴地向母亲汇报今天的战果，母亲看到我安全归来便喜笑颜开。尽管一天下来，疲惫不堪，第二天我们又神采奕奕地披挂上阵了。晒干的松果冬天就卖到了县城，老师留下大部分资金用作办公经费，也会根据我们的贡献量奖励我们一部分，记得第一年我分到了两角钱。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靠劳动挣钱，兴高采烈，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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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里住着一家人，男主人复姓诸葛，村里人称他“老诸葛”，他是县粮食局派驻粮库的管理员，自然也是“公家人”。那时的我们不知道城里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听说老诸葛家每顿饭都用煤球炉做。跟用柴火做饭的庄户人相比，这是怎样一种奢侈啊！我们想大概城里人的生活也就这样吧。

老诸葛有个儿子，姑且叫他“小诸葛”，白白胖胖，气质与农村娃很不一样。小诸葛在我们村小学就读一段时间，与哥哥同学，经常到我们家找哥哥玩，粮库的高墙大院哪能锁得住孩子的天性，而且我们家儿童画册比较多。爱好文学的父亲总是给我们买很多书，也许是想丰富孩子们贫瘠的文化生活，也许想给我们内心播下文学的种子。如果是第二个原因，恐怕我们兄妹三人要让父亲失望了。

记得有一天，家里的鸡走失了一只，听说被东边的邻居扣下了，我们便前去索取，但对方女主人一口咬定鸡是他们家的。纯朴善良，不善言辞的母亲也不知如何是好。在村民的劝说下，邻居放开鸡，让它自己找家，鸡顺利跑回我家。随我们前去的小诸葛愤愤不平地说，那只鸡本来就是咱家的，我常来，我都认识这只鸡。一瞬间，我感觉和他关系拉近了很多。现在想来，小诸葛不见得真认识这只鸡，小小年龄的他只不过仗义执言罢了，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帅气的小诸葛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不知他身在何处，做何营生？

我上学的第二年，父亲就大学毕业了，他被组织部门分配到临沂医专，但父亲想尽办法回到了他的母校—莒县一中任教，因为农村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一个大家庭殷切等待他的归来。从此，父亲开始了半教半农的生活，工作日在学校教书，周末回家务农。虽然父母亲依然辛苦，但家庭生活大有改观，当然其他村民的生活也是日新月异，分田到户的好政策让老百姓干劲十足，收入年年增加。

父亲工作勤恳，成绩优异，在同事中也有一定威信，工作两年后就被评为“临沂地区模范教师”，凭着这一荣誉，获得了“农转非”指标，1986年，我们举家搬进了县城，离开了那个山村，也离开了那座粮库。

时光荏苒，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像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我们家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令人遗憾的是，自然规律不可逆，已过古稀之年的父母亲身体大不如从前，行动也不再方便。

父母亲对老家特别有感情，尤其不能忘记艰难岁月里给予我们帮助的那些亲戚朋友，遇到老家办理红白事，总要安排我和哥哥参加。每次回村，我都要爬上山头，眺望那座日渐萧条的粮库大院，无论历史烟云如何把它淹没，无论岁月风雨如何把它侵蚀，在我的印象中，它永远清晰如初，灿烂如昨，一如那些琐碎的童年记忆。

（部分叙述根据父亲回忆录和母亲口述整理）

                                                                                                                  2019年8月3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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