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初中正值十年文革的中期，那个时候，有的地方初中是非常不普及的，许多地方读初中需要到县城，但我所在的地方，终于在原来小学层次上开设了初中部。有了初中部，并非说这所学校的小学毕业生都能顺利进入初中阶段的学习，其中也要按成绩等因素进行筛选的。我小学成绩还算是名列前茅的，家庭成份又没问题，所以进入初中上学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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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中是二年制的，其中还穿插了一些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与现在初中教学内容相比，我上初中时所能学到知识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初中部开设不久，许多初中老师也是从小学老师中筛选而来，他们是小学教学中的一把能手，但到了初中后有的老师可能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记得我初中期间一位数学课老师，据说是中专毕业，当时有这样学历的人来担任初中年级的老师那已经是非常稀奇的了，在教师队伍中，他至少属于高学历老师了。
初中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小学后期的排位，仍然处于比较优势的状态，这个判定依据主要是我的主课成绩比全年级平均分数高出不少。在初中阶段，我自己发现我更偏向理科，数理化方面我有较好优势，但英语课、语文课这类文科课程，其成绩属于仅次于数理化的。我学英语是因兴趣而开始的，在学校学英语前，我已经自学了一段时间的英语。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上海过暑假，我父亲他们单位里有一些年轻人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档外语学习节目，我在他们边上看他们边听边学，当时我觉得好奇，询问他们这是什么，他们说是英语，是外国人说的话，要我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于是假期一个月，我就随着他们学习。起初不知道学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后来我父亲说，你可以去书店看看，有这样的书就买来，回家后在家也可以听着收音机学习。每周三次，每天重播三次，每次半小时，栏目名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业余英语广播讲座”，就这样我就听着广播学习并产生了兴趣。书本上的英语是中国式英语，都是中文内容译成英语的，有的还是革命样板戏中的片段内容，所以在理解上更符合中文的阅读习惯。
两年初中很快就结束了。在初中结束前，有个上高中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起初我非常指望自己能继续上学，但后来发现，能否上高中不取决于你的成绩优劣，而是你有没有机会再上学。后来我发现，上高中的人选中没有我，也不知道能上高中的人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至今仍然是个迷。
上高中是没指望了，但上学的梦想尚未熄灭。我老妈这个人，尽管“斗大的字认不全几个”，但读书的重要性她却非常清楚。就在那个非常纠结的时候，我家的一位邻居来问我妈，说要么和他的儿子一起再到镇初中去复读初二？我母亲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说要我与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商量一下，于是我就直接去镇上给我父亲打电话，我父亲听说有这事，当即就说，能上最好，同时他也做了不少外围工作。
当时异地往上海打电话非常麻烦，中间不知道要转接多少次才能接通电话。先要到镇上的邮电局申请打长途，然后接线员根据要打到哪里再开始转接，这个过程特别像接力赛，最后才可能转接到上海我父亲的办公桌上。记得当班接线员在不断地说“接上海”，最后到了上海后，再告诉接线员我父亲办公桌上那部电话的号码，这样振铃后就有人接电话了。转接的过程是自下而上的，镇上邮电局直接接通县邮电局，然后再接到地级市邮电局，接下来要到省邮电局，省邮电局与上海市邮电局是平级，所以就可直达上海，然后上海市再转到黄浦区邮电局，这样转接下来大概需要30分钟以上，问题是期间如果某个线路占线，那还得排队等候。如果在等候中某个已经接通的线路出现跳线，那就得重新开始转接。如果像现在的通信条件，那就太方便了。
复读初二，是我人生轨迹发生变化的重要基础。进入这所镇中学读书，原本自己有成绩优势的我，发现这个初二班里大多数同学的成绩比我好，于是我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紧迫感源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我得搞清楚我来复读是为了什么，当然是等待机会创造条件能上高中。另一方面，我要对得起父母为我创造再上学的条件。再一方面，我要明白上高中的名额非常有限，你得保证在筛选进高中时，决定我能否进高中的人在我身上找不到明显的“瑕疵”。
我非常感谢复读一年中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许多同学都以友好的态度与我们相处，同时也会伸手帮助我。我记得我的音乐吴老师和英语老师，他们俩是夫妇，出生在上海，因为家庭成份问题才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被安排到这所中学当老师。音乐老师，原来在浙江广播电台音乐栏目的主持人，而她的老公原来是海军某基地的英语翻译人员。我工作后，我父亲曾在闲聊时说起，在学校放假期间他在上海走访过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我的数学朱老师非常严厉，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在一次看到我的数学作业不满意时曾责问我，你来复读是为什么？在他眼里，我得好好学习才是。他经常会警告未交作业的同学们，作业交不了不得离开教室，哪怕放学后，他也会在教室里盯着没有做完作业的学生，这种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但值得敬佩，而且应当学习。还有一位语文老师，语文课讲得非常生动，把干枯的课文讲得活龙活现，特别在讲古文时，觉得他就是历史中的“当事人”。
初中毕业时，学校的书记曾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这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按照成绩高低排列，在我们几位复读生中，我最有可能进入高中再学习。听到他的预判，我十分高兴，也万分感激，是他们让我有了较好的成绩，给了我再上学的机会。
如果用哲学的眼光来评论初中时段的学习之路，那就辩证地去看问题，从进高中首次失利这个方面看，这似乎贻误我了一年的光阴，但我读了两年的初二，得到了两批初中老师的培养，从这点上讲，这无疑是利大于弊的。
非常有幸，音乐老师、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在我进入高中后又遇见了他们，原来他们被调到高中来任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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