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会回忆那些对现今造成巨大影响的过去，过去的事实已经发生，无法改变。而回忆的独特性在于，我们可以用当下的视角去看待过去，因此，人们往往通过回忆去评价过去的价值和贡献。但一直困扰我们的是，历史，并不是由一场战争、一个民族和一个事件所决定的。
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又是怎样的？在主流史观下，我们认识到，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我们“挨打”的原因在于“落后”。这样的一套逻辑将问题简化为“实力决定一切”，要求我们去永远否认那些落后的东西，而站在“文明胜利者”的角度。
然而，现实是怎样与现实应当是怎样有着本质区别。当我们将这一套逻辑拿到现实，又该如何解释文化、科技、法律与规则、偏见与歧视呢？
《白板》一书中对于文化的观点有着独特的见解：文化是人们为了生活而积累起来的全部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一些集体文化习俗具有极强的惯性，因为它们会使得那些试图率先改变这些习俗的个体付出极高的成本。这些文化习俗自然而然地渗透到生活中，让人们不用思考就能做出相应行为，如一些民族的饮食、祭祀和穿着文化，没有人思考过这些民族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很少有人对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合理地解释。
事实上，这些差异是可以被合理解释的，但是这种差异可能会让人产生担忧：人们会错误地从道德层面将其解释为先进社会比原始社会更好。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著作中，作者从人类社会开始进行研究，并用令人信服地证据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命运并非来源于种族，而是来自于人类吸收他人创新的动力，以及来自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
由此可见，人类文明在诞生之初由于环境因素就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文化应是作为人类愿望的塑造者，驱使着人们向着更适合、更先进的文明前进。然而那些被淘汰的文化，如果仅仅用“落后”来解释，就忽视了文化在某一特定时期对于该群体具有的舒适性，弱化了“文明胜利者”的侵略事实。这样带来的弊端就在于，人们将总是刻意忽视伴随着社会，包括文化、科技等进步时产生的那些不合理的东西，从而缺失对文明进步中应该拥有的谦卑态度。战争只是最直观的体现，而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兴起等问题背后人们的自私与无知亦是如此。
人类文明在飞速进展地同时，却又自大地高估某一种文明地兴起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贡献。纵观人类20世纪的历史，哪种技术发展最快，那么它一定时服务于战争的。而进入到21世纪，技术的发展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存在着，时下发展最快的“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给人们带去无尽的方便，却没有处理好与人们隐私和歧视等问题。而可笑的是，人们无法接受自己以裸体的方式站到别人面前，却甘愿把自己的心理活动等更为私密的东西暴露出去。试想，当某一天技术成熟到足以准确预测一人犯罪的几率，并对犯罪几率大的人进行抓捕来预防危险，那么这种新的文明对于当今人们定义的正义和自由显然不是同一回事情了。
“文明胜利者”的观点实质上是强权者角度的观点，更像是一种精英主义倾向的观点。发财的人认为我发财是合理的，因为我有能力，并以金钱和权势进行衡量，以赢者通吃的姿态不合理地占有了大量地资源。通常在法律面前，一个人的法律地位不应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而改变，不会因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产生不公正的待遇。而走出法律，融入生活和社会，这其中的人格平等的理念却是多数人缺失的，这种现象以“鄙视链”的形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细节中，并为我们呈现出这样一个充满“偏见”与“歧视”的社会。
美国收音机栏目在二战中对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天，节目嘉宾朗诵了一篇在战争中遇难战地记者的文章：“如果我们最终打赢这场战争，取胜的原因绝不是造物主赋予了我们更优秀的品质，而是因为我们的士兵骁勇善战、因为苏联、英国和中国人民的女里，因为长期以来的坚持，还因为上天馈赠给我们的各种物资。因此，我希望在庆祝胜利时，我们不仅要感到自豪，更要心怀感激。”而这一期的节目，反映了当时大多是美国人的心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欣喜若狂，有的人已开始了冷静的思考。他们警告自己，不可沾沾自喜或自我陶醉，凭着直觉，他们抵制住了人类极易过分自爱的本能。我想，这便是美国为什么在二战后经济不衰落的原因——他们对战争保持着谦卑，对美国社会的命运有着深刻的反思。
而如今，不单单是在美国，人们往往都会对某个喜爱大牌明星的出场或者球员进球等进行欢呼雀跃，而在打赢二战时，却没有多少人这么做。
因此，我们再度回忆那段历史时，更应以一种谦卑和客观的态度感受战争带来实实在在的痛苦，并反思文明进步的后果。同样以一种谦卑的态度承认自己无知，毕竟我们与历史打交道，终究面对的还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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