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我们真的了解吗？
——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年，若我们不了解历史，又何能了解今天的中国？
——研究历史，对当下有什么启示？
《中国历史精神》这本书的作者是钱穆先生。说到钱穆，现在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了。在中国学术界上，他可以说是“宗师级”的人物。他生于1895年，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更有学者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还曾有人给予他“一生为故国招魂”这样的至高评价。原因啊，就在于当时社会主流都在呼号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学习，先生却始终不遗余力地与这种潮流抗争，努力为中国文化鼓与呼。这本《中国历史精神》呢，也是他这种思想主张的体现。
这本书是1951年春，钱穆先生应台北国防部邀约为高级军官作讲座的讲稿合集。在讲座中，钱穆先生以史学立场解读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人物、道德，试图引领执政者们重视历史的价值，树立民族自信，在传统的基础上重建家园。
中国近代初期，外强伺衅，一片悲观之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中国不亡论”。中国因何而不亡？
近一个世纪后，钱学森先生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些来自不同时代的问题的答案，居然都能在这本《中国历史精神》中找到答案。是不是感觉很神奇？不过，钱穆先生一定不这么认为。他一定会说，只要读懂了中国历史，答案自然出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你真的了解吗？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年，若我们不了解过去，又何能了解今天的中国？研究历史，对当下有什么启示？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体制专制吗？
我们对皇帝这个词都很熟悉。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国家元首，而且是父传子，子传孙，世代世袭的。于是很多人就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体制是专制，没有民主的。真的如此吗？钱穆先生说，不是这样的，中国虽有皇帝，但并不是专制的。他为什么这么说？
这要回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始终是以“一统”为常态，“多统”为变数，即使在“多统”时期，依有“一统”精神。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很明显，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都是“一统”的政治；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相互倾轧，各自为政，是“多统”的政治；宋之前，出现了西晋北方五胡乱华，造成南方东晋和北方十六国并存，它看似是“多统”的政治，但并没有失去“一统”的精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南北方都在争取让自己成为中国政治的正统。
更为重要的是，自从夏商周至今，中国仍是一条线的“中国人的中国”。不像西方，一开始为希腊人，继而为罗马人、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
“大一统”的政治形态决定了中央政府需要一位元首。这个元首既不能在国土辽阔的农耕社会通过选举产生，也不宜经常更替而动摇政府的稳定。于是，就有了世袭的皇帝。
另外，在我们的想象中，皇帝一手掌握着生杀决策大权，威武得不得了。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我们以唐朝为例进行说明。
我们知道，唐朝设有“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负责发布命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命令，尚书省负责执行命令。换句话说，皇帝下的敕旨并不是皇上的意思，实际上是由“中书省”撰发的，更具体地说，是宰相作出的决策。到了宋朝，制度略有变化，变成宰相草拟意见，皇帝同意后正式拟撰，这时皇帝才算有了参与意见之权。到了元朝和清朝，政治制度开始出现异化。因为是异族统治，出于对这种政治体制的不自信，他们不断强化皇权，专制专权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不了解历史的真面目，就容易产生误解。钱穆先生告诉我们，中国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必先求其思想和政治的独立。这样才能走出适合自己的路。
下面来讲第二点，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不是经济决定一切？
马克思认为经济决定一切。可是在中国却是例外。在中国历史上，经济并不占重要地位，而是受其他领导、控制。
这也是由中国的特殊政治、经济组织形态决定的。怎么个特殊法呢？
那就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是由“士”“农”“工”“商”四流品组成的，也被称为“四民社会”。
“士”就是士大夫。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也很特殊的一个概念。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特殊点。因为，我国古代的政府是“士人政府”。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是士大夫。比如，两汉的“郎吏社会”，两晋南北朝的“门第社会”，唐代以后的“科举社会”，都是“士人政府”担负治国平天下的责任。
“士”治理国家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可以总结为两点：
一呢，是士的精神专注于“道”，不在于私人衣食。意思就是说，做官后，是由国家给予俸禄了，那就应该专为公家服务，不能再兼营私人生产工作。比如，汉武帝时就规定了，做官人不许经商；唐代规定应考人做官人都不能兼营工商业。一个国家的政治交给这样一批根本就不考虑个人经济的人，这个国家的经济怎么如马克思说得那样，经济决定一切呢？
二是，“士”一直致力于实现“均产”的经济理想。董仲舒说：“富而骄，贫而忧，都要不得。我们不能使社会上绝无贫富之分，但不可使富人到达骄的地步，也不该使贫人落到忧的境界。”这句话呢，说出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理想。它的意思是说呀，一个社会，虽不能做到均贫富，但要在某种限度内保持贫富均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我国古代会实行“对农业轻徭薄赋，对工商业进行限制”这样的经济政策了？
当然，这样的经济体制必然决定了中国始终把文化的根苗寄托在农村，导致财富无法集中到城市。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经济体制的独特的价值。
举个例子。当下出现的“贫富不均”问题。一个原因就是在当下担负国家责任的“士”这一流品消失不见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讲“个人权益”，具有“仁爱与牺牲”的“士之精神”失去了。所以，钱穆在书中，就呼吁要恢复“士大夫精神”。
第三，中国国防闭关自守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中国人从来没有主动侵略过任何民族和国家，有的只是抗击侵略，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完整，所以，有一种说法：中国国防上呈闭关自守之态。
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钱穆先生依然给出否定的答案。
他的依据是什么呢？有两点：
一呢，是无关可守的特殊地理形势，决定了中国要想保国守土，必须采取攻势国防，还要有十分卓越的战斗精神。
中国呢，是一个门户洞开，没有天然防线的农业国。它的东方是大海，西南是崇山峻岭，北方是辽阔的平原，所以要不断防范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一到秋冬，为了获得食物，善战的游牧骑兵们可能从北部的任意缺口闯入关内，让我们防不胜防。我们知道，中国的地域非常广阔，在古代，通讯也不像现在这么便捷，传递一个军事消息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守卫领土，我们只能采取攻势国防，而不是守势国防。
而且当时，交通运输也不便。中国军队要向北方边外开拔，还需要随军带着粮食。所以，就算是打仗，也必须速战速决。有时候，为了一劳永逸地歼灭对手，还需要远越关塞到无人烟的大草原，或横跨大沙漠。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然而，我们看到：从匈奴，到鲜卑，到突厥，突厥之后有契丹、金、蒙古、满洲，中华民族曾数次面临着外族的侵占，到了今日，却仍然屹立，成为唯一现存的古国，没有坚强的战斗精神如何可能？
二呢是，中国文化向来是平和的，不赞成用武力解决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对待军事的态度不是穷兵黩武，而是适可而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这些战败的英雄，反而比卫青、霍去病这些胜利的英雄更受国人尊重。
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这是一种最好的国防心理，亦是一种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这也是中国人的智慧所在。君不见，好战的古罗马就是因为穷兵黩武，最终覆灭。
第四，地理和人物与文化新生的关系是怎样的？
现在我们常说啊：长江下流太湖领域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方。
但在历史上，却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情形。
唐以前的经济全在北方，六朝时代南京的食粮，还要从武昌那边运来。到了唐代，财富开始逐渐转移到江南西道，也就是今天的江西。明代，经济中心转移到江南东道，也就是今天的江浙。出现这样的转变，是因为五代十国时期大兴水利给江南经济带来改观。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从来没有一块地是天然给人以利的，需要人为地加以利用、改造。
再以洛阳古城的文化迁徙为例。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人们被迫流离失所。一大批人移居到了长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了辽东，一大批人分散至了河西。曾经繁华一时的文化政治中心的洛阳就这么空了，兴盛的文化也走向衰落。然而有意思的是，那些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却在新的环境中获得了新生命，慢慢凝结，形成了隋唐文化。
这个例子印证了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的一个理论：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最高峰必然会衰落。正如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以上，学问深厚了，经验丰富了，意志也坚强了，可是身体却衰退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个地区的文化会随物质文明提高而提高，但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便不在此地滋长。所以，当北京成为了政治中心，上海成为经济中心，在这边便不大产生人才了，仅仅是各地的人才往这边汇聚。这也是当下中国文化演进需要警惕的地方。
那么，这几点给当下的文化新生与重塑带来启示是什么呢？
西北与东西的平衡与融合才是文化新生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东南沿海发达，大家就都往东南沿海跑。却忘了，黄海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更不能忘了，那些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这也是当下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
第五，对照历史，今天的中国教育缺了什么？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教育一直被国人认为是救国的主要途径。但到了近代，人们渐渐地开始不再信仰“教育救国”了。原因出在哪儿？
书中，钱穆先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对今天我们回答“钱学森之问”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总结钱穆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归结为两点：
一是，我们把教育看得太狭义，认为教育仅限于学校，仅限于青少年，忽略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忽略了除青少年外，中年人、老年人等群体也应该接受教育。
二是，国家教育的严重缺失。简单地说，就是当下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忽视对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和对人格教育的培育。这导致了以追求享乐和成功为目的的个人功利主义盛行。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又是怎样的呢？
概括地说，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很看重“人文精神”。以儒家教育为例。儒家教育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意思是说，在道德、人格、尊严上，每个人都可以站在平等地位上。高贵的品质、健全的心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官方意识形态与谋生技能。
任何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这样社会才能团结，人心才能凝聚。中国人常说：“尊师重道”。“道”，就是道德。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这个“道”就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最高的精神寄托。如果我们听到中国人骂人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这就是对人最侮辱的话了。因为在中国人心里，道是高于一切的。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一样要向高尚的道德人格朝拜。我们看到：满洲人进中国，也不敢违背此理。他们一面崇拜孔子，一面又拜喇嘛。拜孔子，用来拉拢汉人；拜喇嘛，可以拉拢蒙、藏民族。
总结一下，对照历史，今天的中国教育缺了什么呢？很显然，今天教育的缺失了对“道”的崇拜，于是教育就缺失了最高精神，自然也就培养不出真正杰出的大师和人才。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道”。
也就是第六点，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精神是道德精神，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人生何以不朽？
春秋时期，鲁国上卿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上卿范宣子问他：人生如何能不朽？叔孙说：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生有三不朽：树立道德、建立功勋、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
第二个例子：人性向善吗？
有这样一个故事：最早的古代没有丧葬，人死后就扔到野外。偶然的一天，有个人在郊外，看到野狗在噬咬自己父母的尸骨，不禁额头滋出了几滴汗。他立刻跑回家，取了一把锄头，回来将尸骨埋了。这就是古代葬礼的开始。有人分析说，这几滴汗正是人类内心有“向善”的天性的证明。因为那时的人们根本还不懂什么是孝和道德，也没有圣人定下的礼制，根本不怕人家骂她不孝。
“不朽论”和“性善论”代表了中国人传统的两个很重要的道德观念：一是人要活在别人的心里，让别人记住。这才是人生的不朽。二是人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该相信人的天性是向善的。简单来说，就是要爱别人、敬别人。
所以我们看到，直到今天，在中国备受尊崇的历史人物都是合乎道德精神的人，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事儿都是合乎道德精神的事儿。我们之所以尊崇关羽，甚至有“拜关公”的传统，就是因为他的忠和义。
基于这样的分析，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就是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是我们“做人”的标准。中国的历史、文化都是以这种道德精神为基础生发的。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历史生命，也是依靠这种道德精神。解读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因何而不亡”的答案也在此：中国往往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发挥出它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可以说，道德精神就是我们的宗教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钱穆先生指出，不仅中国以往文化精神在此，以后的光明前途也在此。当下种种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这种道德精神的堕落。如果我们能再把这种道德基础“从新唤醒”，当下的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本书，钱穆先生强调了两个核心观点。一个是历史和文化是变化而持续的，现在的问题，应该在过去中寻找答案。另一个是，我们要重新唤醒我们的历史精神，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中国的发展问题需要在回溯历史中找答案。经营一个公司，自我经营同样如此。如何更好地梳理自己、认识自己、解读自己，进而挖掘出独特的个人价值？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这是这本书带给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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