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的生活中，“经典”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经典作品，经典歌曲，甚或“这句话很经典”“他闹过一个经典笑话”……
就是说，已经经历了日常化改造，慢慢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
当然，严肃意义上的经典也仍在那里的，如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谈的就是那些真正的经典：四书五经和《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诸子、辞赋、诗文等。
毫无疑问，这些经典都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可是恐怕又不得不承认，大概除了辞赋、诗文外，无论哪一部都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存在。
这并不是从我们现在才开始的，实际上，生活在民国年间的朱自清先生之所以要写下14篇文章来介绍传统经典，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典教育也存在经典的“亲和力”不足的问题。
他自己在序言里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并且说当年朱熹就已经看到了这个，特意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
但是朱子他们的注本本身到了后世也成了不易索解的“经典”，所以朱先生就考虑用浅明的白话文介绍传统经典，希望读者“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或许用叶圣陶先生的话来说更鲜明一些：
假如把接触这些文化遗产的人比作参观岩洞的游客，他就是给他们当个向导，先在洞外讲说一番，让他们心中有个数，不至于进了洞去感到迷糊。他可真是个好向导，自己在里面边摸熟了，知道岩洞的成因和演变，因而能够按真际讲说。
这就是朱自清先生写《经典常谈》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了。
对此，我倒真有一点切身体会。
去年我买了《史记》，想要好好地读一遍，但却又迟迟没有开始，原因很简单，还是觉得经典不好读，怕累。而读了《经典常谈》后，我顿时觉得《史记》亲近多了，前些天已经开始读了。这里就单说一下《史记》吧。
是什么吸引了我呢？主要的当然是史实本身，但那个“药引子”，却是作者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和撰写史记的过程。他使它有了温度。
我在《<史记><汉书>第九》里读到，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据他父亲司马谈说是从虞、夏以来就世代当史官，司马谈是朝廷太史令——人家是专业的。
这我本来就知道，不过朱先生说司马迁“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父亲当上太史令后，把他带到了京师西安读书，到十岁，就认识“古文”了。这就让我感慨，读书还真是需要好的环境，城市，学区房，还真是少不了！
然后二十岁后，司马迁就“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是切实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那么他的作品，自然也与单纯地坐在书斋里写出来的迥然不同了——他得到的是“活史料”，朱先生说他写《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
而且，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可惜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最向往外面世界的年龄段，也懂得这样的道理，却往往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们要考试升学。
然后二十几岁时，司马迁通过应试当了郎中。三十六岁那年，他父亲司马谈由于病重未能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大典，非常遗憾，司马迁是参加的，回来后，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他自己无所论著，希望儿子“再做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
父亲死后第三年，司马迁果然做了太史令，后来他刚开始动手著书，却又因出头为不敌匈奴而投降的李陵说话，结果被处以宫刑，他却忍辱负重，“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两年后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做了只有宦官能做的中书令，就是说，换了个身份得宠了，但他只求完成《史记》。
《史记》终于完成了，成了鲁迅口中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评价司马迁说“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朱自清先生也说：“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而正是因为司马迁的“温度”，我决定完整读一遍《史记》；而这“温度”，又是《经典常谈》传递给我的。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想打开经典读上一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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