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钟振振
北宋前期·婉约派
经过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间众多民间作者和文人作者的共同努力，她（指宋词）从初发源时仅可滥觞的一泓清浅，演为略具波澜、力能浮舟的溶溶流川。到了宋代，因着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创作视野的不断开阔，创作技巧的不断变新，其发展形势更有如江出三峡，一泻千里，吞天坼地，溅玉喷珠，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
北宋的统治者有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禁军怙乱、擅主废立的历史教训...扩大科举取士及任官的名额，设置一系列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实行“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的繁琐官制，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以文职为主的官僚队伍，作为保障其高度中央集权的基干力量。
饱受干戈俶扰之苦的人民...于是便有那民间乐工、歌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风尚所趋，凌轹往世。
官僚士大夫词艺高峰....代表作家是晏殊、欧阳修。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驾轻就熟的小令为主；辞笔清丽，气度闲雅，言情缠绵而不懁薄，达意明白而不发露，词凤近似南唐冯延巳。艺术造诣不可谓不高，但因袭成分较重，尚未摆脱南唐词的影响。晏几道...其词高华之中，深寓悲凉...轮流拍则仍是晏、欧的变调嗣响。
市民词...也在仁宗时期达到了高潮，其代表作家是柳永。柳永一生漂泊，沉沦下僚...大都是更宜于表现繁复多变的都市生活的慢曲长调。词的篇幅拉长，容量加大了，表现手段自然也要出新。于是，柳永将六朝、隋唐小赋的技法引进词的领域。他那层层铺叙、处处渲染、酣畅淋漓、备足无余的作风，确与崇尚含蓄、讲究韵味、抒情小时般的传统文人词大异其趣。...赢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声誉。
北宋前期，主要是仁宗时期，词坛上就呈现着这样一种官僚士大夫词与市民词、雅词与俗词、令词与慢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同时还有一位以善用“影”字而闻名的词人张先，官没有晏、欧做得大，但也不像柳永那样仕途偃蹇。他的词“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大抵出入于两派之间。
北宋后期·豪放派
宋词至于柳永，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但这转变只是翻新了词的音乐外壳，并未能从内容上根本突破“艳科”的藩篱。因此，当文学史家站在更高的层次为宋词划分流派时，仍将柳永与晏、欧一并编入“婉约派”的阵营。而拓宽词的意境，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早已式微了的唐代民间词的现实主义精神，使词能像诗一样自由地、多侧面地表达思想情感，观照社会人生——宋词发展进程中这更为艰巨，也更有积极意义的第二次转变，不能不有待于“豪放派”的异军突起。
北宋建国六十年后，社会繁荣背后隐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表面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新政....变法...，然而改革精神必定会曲折地反映到文学包括词的领域中来。
“豪放派”的发轫之始，可追溯到与晏、欧、柳同时的范仲淹...如《渔家傲》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已悲凉为慷慨；《剔银灯》借咏史发泄政治牢骚，于诙谐见狂狷：在当时以批风抹月为能事的词坛上，不啻是振聋发聩的雷鸣。
进入北宋后期，神宗朝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他说：“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这话实质是以破为立，“豪放派”的创作纲领，已然音在弦外。前此词中之所以充满着“妇人语”和“妮子态”，英雄志短而儿女情长，多阴柔之美而少阳刚之气，关键即在以词应歌。而晚唐以来世尚女乐，歌者多是妙龄女郎，为适应她们的莺吭燕舌，词就只好以男欢女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为主题，以婉约为正宗。“豪放派”要解放词体，打破“诗言志”而“词言情”的题材分工，冲决“诗庄词媚”的风格划界，就一定要松开束缚着词的音乐枷锁。在这一点上，时代略晚于王安石的苏轼走得更远。
苏轼“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他只把词当成一种句读不葺的新体诗来作...“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他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苏轼的冲击波在北宋晚期词坛上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赞成者有之，持异议者亦有之....连他最钟爱的学生秦观也还是学柳永作词的。
北宋后期的婉约词人中，秦观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一位。秦词的特色是只以中音轻唱，只以浅墨淡抹，而旋律间自有一种沉重的咏叹，画面上自有一种层深的晕染。他的佳作即达到了“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的俗赏，也赢得了文化修养极高的士大夫们的众口交誉。
北宋晚期“婉约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徽宗朝曾主管国家音乐机关大晟府的周邦彦...同是一时婉约高手，周与秦的作风也不甚相同。大抵秦之笔轻灵，周之笔凝重；秦词醇正，周词老辣。北宋婉约词人，周邦彦最晚出，熏沐往哲，涵泳时贤，宜其词中千门万户，集婉约派之大成，开格律派之宗风。
与秦、周同辈且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位词中雄杰贺铸，他是北宋唯一从武官中脱颖而出的著名词人。所做取材较广，风格也不拘一隅，婉约、豪放兼收并蓄，如杂花酿蜜，自成滋味，合金铸剑，别有锋芒。
总的来说，北宋后期名家都属于士大夫阶层...因此，这一时期词坛的格局转而变现为“婉约”、“豪放”二派的对垒。论暂时的力量对比，前者如老柳吹绵，漫天飞絮，占据着上风；论将来的发展趋势，则后者如新笋解箨，拔地而起，“栖凤枝条犹柔软，化龙形状已依稀”。
南宋前期·爱国词
徽、钦二帝被掳，高宗仓皇南渡，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南宋前期是剑与火、血与泪的时代。且不说其间宋金双方曾有若干年、若干次惨烈的进攻战、保卫战和拉锯战，即便是在宋向金称臣称侄、岁贡银绢、屈膝求和的苟安时期，以爱国的将领、士大夫和人民一方，以误国甚至买过的昏君（庸君）、奸臣为另一方，战与和、战与降的斗争也始终不曾止息。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面对这一切，只要是具有正义感的词人，谁还能镇日价偎翠倚红、浅斟低唱？谁还能镇日价雕琢章句、锱铢宫商？他们不期然而然地集合到苏轼的旗帜下来，拨动铜琵琶，扣响铁绰板，放开关西大汉的粗嗓门，高歌抗战，高歌北伐。天平急剧地向“豪放派”一侧倾倒。宋词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就是有这批爱国词人用自己动脉中沸腾的血液写成的。
最早的爱国词作者...民族英雄岳飞，尤其是那“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光昭日月，气吞山河
在词史上以“二张”并称的张元翰和张孝祥，是南宋早期爱国词人中成就较高的两位。张元翰不畏株连，毅然作《贺新郎》为他践行...张孝祥悲愤地在建康留守宴上赋《六州歌头》，致使主战派大臣张浚伤心罢席。此类慷慨悲凉、骏发踔厉的优秀爱国词作，二人集中，绝非仅见。有词以来，人但以“小道”目之，认为是“诗馀”。清代著名词论家刘熙载读二张词后，由衷地感叹道：“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
怒澜排空的南宋爱国词潮，至辛弃疾出而上升到了巅峰。...其将才相略无处发挥，一腔忠愤遂尽托之于词...击筑悲歌，不让荆轲《易水》；揭喉高唱，肯输刘季《大风》？浩叹沉吟，无非磊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那股浑厚苍茫之气，那支雄奇奔放之笔，不仅曲子里缚不住，就连词最起码的句读也无法范围了。在他的面前，苏轼的“以诗为词”都还显得保守——他干脆进一步解放词体，“以文为词”，从此，散文句法也在词中通行了...又由于他饱读诗书，胸藏万卷，学养博大精深，所以便在词里大量用典，甚至用生典僻典，经史子集，悉听驱遣，信手拈来，往往有出神入化之妙。
与辛同时的爱国词人，长者有陆游，平辈有陈亮，后进有刘过。
南宋前期，“婉约派”只为我们贡献了一位出类拔萃的词人，那就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女作家李清照。她的一生和创作横跨两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的《乌江》诗句句燃烧着火焰...可惜，“婉约派”关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观念限制了她的创作，使她偏心地把侠肝义胆都给了诗，而只在词里向读者展示一个弱女子的自我形象。...至于她的词在艺术上的造诣，则主要是能“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辞淡于水而味浓如酎。”为此，她获得了“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的高度赞誉。
南宋后期·格律派
北中国的丧失，在爱国志士们固然如刳肠剜目，痛心疾首；而对于南宋小朝廷，则只当是切除了半个胃，并不十分妨碍他们啖肥饮甘...经过数十年的一再优化繁殖，南宋后期词坛上终于结出了两颗“格律派”的硕果——姜夔和吴文英。....但姜氏旁参宋“江西诗派”的生硬，得周之峭拔；吴氏侧入晚唐诗人的密丽，得周之深华。分镳歧路，走向了不同的极端。...就风格而论，姜词似疏梗白荷，幽香冷艳；吴词似千叶牡丹，复瓣浓薰。
周密号草窗，词风接近于吴文英，因吴氏号梦窗，后人遂有“二窗”之目；张炎词集名《山中白云》，论词推重姜夔，而姜氏号白石，后人便以“双白”并称。和那些老死于先生牗下的愚顽学者不同，他们一个往酒里兑水，降低梦窗的酽度，变其秾华为韶茜；一个给铸铁抛光，磨平白石的圭角，变其清峻为圆朗。
从艺术角度来说，南宋后期的“豪放派”中没有产生能与姜、吴抗衡的大家。...爱国词人中较为出色的是刘克庄与陈人杰。
由于统治集团自身的腐朽没落，南迁一百五十年后，赵宋王朝终于为元蒙的北方政权所灭。元军的长刀利斧可以洗劫城市、屠戮人民，却封不住词人的喉咙。在徐徐降落的大幕下，不同经历、不同气质、不同流派的词人们，同台演完了宋词史上最后一出悲剧。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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