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文学对世界上的政治纷争、经济危机影响甚微，但文学对人的影响却是源远流长。有文学时也许我们认识不到它的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学人的生活便会粗鄙野蛮。

以上是莫言在诺贝尔奖晚宴致辞中的一句话。就像他所说，文学对人们的影响的确深远，它在充实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帮助人们更真切地看清眼前这个物质世界。在看清别人的同时，也看清了自己。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说，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这其中自然含有一定的辩证法，但即便暂且抛却马克思主义不谈，只说日常所见，不单是在高密东北乡，或者马孔多，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无疑都是同样的感受。因为对立统一，乃世间万物之共性。放眼世界，矛盾无处不在。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个体。

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受到种的退化。

这其中的他们，是指故事中“我”的亲人，“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母亲，以及“我”的父老乡亲。

这些人，无疑是英雄儿女，他们的故事也的确惊天动地、震撼人心；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人性的卑劣、粗鄙野蛮，站在道德的角度，他们甚至算不上好人。是的，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然而，也正因为此，方才最大程度呈现了社会人的真实面貌。

1

“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

《红高粱家族》主要是通过余占鳌和戴凤莲的爱情故事来奏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山东的生命赞歌；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发生在中国的任何地方。

先说余占鳌，他有多重身份，土匪、情人、抗日英雄。首先，他的土匪和情人身份就有很多不光彩的成分在。

他不是那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而是称霸一方、敛财集资的土匪头子；这在“高粱殡”中可见一斑——

当时，高密东北乡起码流通着四种货币。每一种货币的贬值与升值、疲软与坚挺，都与货币发行者当时的势力有关。大小武装靠枪杆子强行发行的货币，是对老百姓的无情盘剥。爷爷能为奶奶出大殡，就是依靠这种变相的强取豪夺。

所以说，余占鳌这个土匪，在一定程度上对平民百姓并不仁义。而他的情人身份同样如此。

当年，十六岁的戴凤莲由父亲做主，嫁给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的独子单扁郎，一个家财万贯却恶病缠身的麻风病患者。二十四岁的轿夫余占鳌亲眼目睹了那场婚事的凄凉与惨淡；于是，他仗义搭救，以一老一病的单廷秀父子的生命为代价保全了妙龄女子戴凤莲的青葱岁月。

继而，他们接手单家的恢宏家业并将其继续发扬光大，使他们家的高粱酒压倒群芳，几乎垄断了市场。这里这个“他们家”，很明显是经不起推敲的。杀人、夺妻、霸占产业，余占鳌的每一种行为都与传统的道德规范相背离相冲撞；而戴凤莲同样逃脱不了干系。

虽说她事先确实没有参与到“勾通奸夫、谋害亲夫”的阴谋中，但单氏父子却分明因她而死；而她在婚后回门的路上便失了贞节，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个体面的正派人。

然，当我们抛却那些世俗的制约人、束缚人的标准、规范，仅从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然人的灵与肉的结合和统一，以及对女权的捍卫等层面上，就很难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些冠冕堂皇的评价了。

而他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毫无疑问是一种美德，一种现实中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所无能为之、无力为之，更没有勇气为之的美德。

更何况当大敌当前，他们可以置个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顾，精忠报国，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是自私的？卑劣的？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种说不上好但绝对不坏的、最接近自然本性的自然人。

2

二奶奶恋儿。

二奶奶恋儿的身份是妾，放在现在来说就是小三儿。恋儿本是奶奶家做饭帮佣的丫头，后来随着在这个家待得时间长了，借奶奶回娘家守丧的空挡里和爷爷搞到一起。

说起来，恋儿的行为够道德败坏的，她的对主不忠引人非议；然，人总是自私的。如果人人都卸下伪装，很难说有谁经得起良心的拷问。而恋儿姑娘，只不过和书中的其他人物一样，呈现出的是最本真的模样。更何况，她的主人也并非是明媒正娶拜过了天地父母的合法夫妻，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谈忠贞和道德败坏未免显得好笑又多余。

但女人毕竟爱争风吃醋，奶奶与二奶奶的冰释前嫌是在二奶奶被日本兵侮辱之后。在这里显露出来的，往小里说是姐妹情，往大里说是同胞义。

日本兵在村子里杀烧抢掠无恶不作，大敌当前，作为自己人，无论之前有多大的仇恨嫌隙都不算什么了。

恋儿无疑是故事中的悲剧人物。她为了保全女儿的安危牺牲自己；只可惜她太天真，无论她还是女儿都不可能逃脱日本人豺狼般的恶爪。

恋儿，作为抗战时期女性受欺凌奸淫的形象代表出现在我们眼前；讲真，这是我最不愿细看的一幕，有多少次，我都迅速地将其越过，不是想淡化想忘却，而是永远都忘不了，只因其惨不忍睹方才逃避着、躲避着。

不过，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也多多少少向我们呈现了那六个日本兵的踟蹰、犹豫，在作恶之前，他们貌似也经历过或轻微或激烈的思想斗争。借以来说明每个人，无论是强盗还是入侵者，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和我们有着一样的或卑劣或良善的品性。

只可惜，人一旦可以抛弃道德的束缚，一旦用不着考虑承担后果，可以放心大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之时，很难被一种叫作良心的东西所牵制；这个时候，狰狞的豺狼本相便是人的本相。这话，不只适用日本人。

理由是，只消想一想人类历史上所有那些侵略性战争，那些入侵者，在拼了性命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登场时，他们那无恶不作的疯狂已没有多少人性的成分存在了。兽性，是的，兽性。当他们经历过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经历过了杀人不眨眼的混战，早已和禽兽无异了。

当一切回归原始状态，什么奸淫抢掠大屠杀，也就无所谓恶与不恶，丑与不丑，而是不足为奇、不足为怪了。

3

人道与狗道。

书中莫言说，光荣的人的历史里掺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狗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那是因为在四十六年后，“我”从那座埋葬着共产党员、国民党、普通百姓、日本军人、皇协军的白骨的“千人坟”中发现了数十个狗类的头骨；而狗的头骨与人的头骨竟然几乎没有区别。

无论他们和它们，曾经是谁，做过什么，而今，各种头骨都是一个形状，密密地挤在一个坑里，完全平等地被同样的雨水浇灌着。

这是死后的景象。然，活着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平时，我们总讲“人道”，习惯被“人道”庇护；而当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比如战争，比如暴力，等等，这些恣意暴露野蛮形态的时刻出现时，“人道”便没有了立身之地。

还是说那些在高密东北乡无恶不作的日本兵，那时的他们是否讲人道？而不讲人道，讲的是什么，畜生道？或许是吧，或者说狗道都可以。

故事开篇时，当爷爷面对着高粱地里一群闻着人肉的腐烂气味前来大快朵颐的狗时，一边用子弹射击，一边愤怒地大喊：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

而当年的父亲母亲和村子里幸存下来的瘸子、瞎子与前来高粱地里吃人肉的成千上百只狗搏斗时，作为读者，我们也很难弄清他们到底是在与谁拼命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与现实中真正的狗。或许是与化身了狗的日本兵吧。

人化身了狗，狗化身了人。当大肆的屠杀来临，人杀人，狗吃人，杀人的人，吃人的狗；人与人斗，人与狗斗，狗与狗斗；在这一片混乱中，人与狗诸难分辨。

不说别人，只说高密东北乡的那些人。他们是土匪余占鳌、八路军胶高大队、国民党冷支队、县长曹梦九，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积极抗日的英雄好汉；但在抗日之余，甚至在抗日的间隙里，不也从未停止过彼此之间的打斗吗？

当爷爷不由分说地将那个拿自己老婆和孩子的照片来苦苦哀求他放过自己的日本马兵劈成两段时，父亲恍然觉得，有一把在空中自由飞旋的闪着血红光芒的大刀，把爷爷、奶奶、罗汉大爷、日本马兵、马兵的老婆和孩子、哑巴大叔、刘大号、方家兄弟、“痨病四”、任副官……如坎瓜切菜一般，通通切成两半……

而那把“大刀”拿在谁的手里，谁才是那“大刀”的主人，此时此刻已不甚明了；是入侵者？是日本兵？似乎都不十分确切了。

其实大家都清楚，是人类本身。不是狗吃人，而是人吃人。是强者吃弱者。窝里斗，窝外斗。一旦人性往兽性靠拢，便如同回到了苍茫的非洲原始大草原，回归到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神秘又简单的循环之中。

毁灭来自人类本身。是的，毁灭来自人类本身。自古以来一直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