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郑义有着直接影响的一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就是“政企分离”。
所谓“政企分离”，就是将政府机关下属的经营性企业（也包括一少部分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从而避免政府部门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采用双重标准而出现社会不公的现象。
对于郑义所在的“宣教中心”来说，公开发行的《法制日报》，属于经营性企业行为，需要剥离出去。
而“宣教中心”是一个财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主要收入就是靠日报挣的广告费，给大家发奖金、搞福利。
虽然剥离后剩下的部分，会变成财政全额拨款，但是一旦失去了挣钱的日报，只留下花钱的周刊和月刊，那么除了一点死工资外，（收入方面）就再也没有别的指望了！
即便这样，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随日报的系统一起，转制到企业性质的市报业集团名下去，大家为了五个能留下的事业编制名额，争得头破血流。
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人的劣根性又表现出来了，因为害怕竞争而去竞争，因为害怕将来的竞争而进行现在的竞争，因为害怕未知的竞争而进行眼前的竞争。
郑义的本意，是不想跟大家竞争，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主动弃权，反而更加不妥。
首先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现在来放弃这个“铁饭碗”，当初又何必淘神费力削尖了脑袋钻进这个事业单位呢？
更何况，如果当初不是为求稳定而找了这份工作，以自己的勤奋与努力，不见得会落后于丁小毛、周全之流，反之，现在才从头来过，一起步就晚了人家五六年，又谈何竞争？
郑义还发现一个道理，在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凡成功都是被逼出来的，但凡善终都是被熬出来的，只要坚持到底，多少都有点回报，如果首鼠两端中途变卦，多半两头都不讨好，最终一头都没得搞。
其次是“不该违许父愿”。当初父亲一片好心意，而且熬费苦心的把儿子弄进这么个单位，已经是在考验与碰撞他自己“大公无私”的人生底线，如果现在再来放弃，岂不是让他“勇士断臂”，自“壮烈”了一场吗？
而且，包括父亲在内的身边所有关心和了解郑义的人，姐姐、姐夫、母亲、北雁，甚至小外甥，都觉得以他的性格，还是留在“根据地”的好，又何必非要冲到枪林弹雨刀刀见血的“一线战场”，打一场并不擅长的“白刃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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