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2540小时，第2471日
阅读《美国政治：激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
政治权威就是公共官员对权力的合法使用。导致权威不足的情况有两种。权威的滥用就是公共官员没有采取社会主流观点认为合法的方式行使权力，权力的范围超出了合法性的范围。而权力的侵蚀则意味着合法性的范围小于权力的范围，使一些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合法的。权威滥用导致了官员行为的变化，权威侵蚀则意味着社会规范的实质和对规范的遵守发生了变化。
在美国，权威滥用明目张胆，同时也更容易纠正；权威侵蚀虽然不太显眼，却很难对付。
1969年，全国各大媒体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在加州圣克莱蒙特（ San Clemente）修建“西部白宫”（ Western White House）花费大量公款的事情。当时的大多数人对此表示认可——为了保护总统的安全和健康可以不惜代价。然而 5年后，媒体又对这项开支进行了“曝光”，认为这是不当使用公共资金为私人牟利。每个人都对如此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感到愤怒。在这期间出现变化的并非官员的行为，而是公众对这些行为的看法。
对于包括 S& S时期在内的信条激情时期，答案主要不在于官员的行为，而是时代气质，是理想/制度间的鸿沟释放出的道德主义魔鬼主宰了美国人心智的程度。此时的权威只能被道德主义洪流冲垮。美国政治系统为阻止和纠正权威滥用做了精心设计，面对权威侵蚀却颇为无力。
60年代初期道德主义愤怒的高涨，催生了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抗议浪潮。抗议又导致了政治实践的改革，其间还伴随着关键政治机构在权力与功能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推进了曝光政治，进一步揭露了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最后，无休止的曝光破坏了改革的动力，人们适应了现有的行为模式，认识到这是普遍存在、不可避免的。可以这样概括 S& S时期事态的发展逻辑：道德主义导致抗议，抗议显性丑恶导致曝光隐性丑恶，曝光导致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消除抗议和曝光的动机。冷眼相看的社会心态最终为信条激情时期画上了句号。
1959年，当被问及哪个才是“今后国家最大的威胁”时，只有 14%的公众选择了“大政府”， 41%选择了“大工会”， 15%选择了“大企业”。而在 1978年， 47%的人把这个“殊荣”给了大政府，选择企业和工会的则均为 19%。与之相似， 1964年只有 43%的美国公众认为联邦政府“过于庞大”；到了 1976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 58%；在 1972年和 1976年， 50%或更多自我认同为自由派、温和派或保守派的人持有上述观点。
公众对待权威态度的变化本身不会导致权威的重建。重建权威不仅需要在主观上呼唤领导，还需要具备实现领导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第一，那些积极反对权威的机构和团体在角色和影响力方面发生变化；第二，地方层面支离破碎的权威结构得到重构。
总统要在全国层面上行使领导权，就必须存在可与其在次国家层面上打交道的机构、官僚、社团和地方领导人。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体系，而非仅仅借由向公共舆论发出广泛呼吁，总统才能实现其中意的政策结果。精力充沛、敢于负责的全国领袖需要一个由“小暴君”构成的网络。
由此， S& S时期留给美国的是更为平等的社会、更为开放的政治、更为犬儒的公众，以及一个更为缺少权威和效率的政府。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运用权力加以应对的国内外挑战，却始终不愿给权力穿上合法的外衣。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