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中国

2011年9月11日，中秋节前夕，我到西邮报到刚满半个月，小徐就风尘仆仆的从长沙赶到学校对我“宣示主权”，我当然得以主人翁的姿态迎接她的到来，也顺便带她到西安周边转转。

我们用三天时间参观了大雁塔、大唐芙蓉园、兵马俑、华清池等市内景点，领略了凌度千年的秦陵、唐风、汉韵，触摸了岿然挺立的明代古城墙，然后报了北线的旅游团，路线是壶口瀑布-南泥湾-延安。

西安到宜川县城走高速280多公里，下了高速后走309国道，这条路是沿着县川河谷的，弯弯曲曲，公路右侧是滨河的悬崖，坐在车里，令人胆战心惊。车速不快，50来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景区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了，没来得及好好吃个午饭，就直奔壶口去感受黄河的奔腾与雄壮。

“惊涛拍岸、浊浪排空、倒卷半天烟云”，在黄河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中，看着奔涌而下的激流，我感觉到的是人的渺小和时间的从容，我在脑海里将眼前的景象与家乡那条小溪涨大水时的情景作着比较，在体量上相差万倍的溪与河，在我的神游中竟有着相似的惊心动魄，滚滚远去的黄浊怒涛，犹如看得见的时间义无反顾地奔流而逝。

导游告知我们，当天已来不及去延安了，旅游团安排在二十公里外的壶口窑洞山庄住宿一晚。于是，便有了我和小徐第一次住窑洞的经历。

说是窑洞，其实就是按照窑洞的模样建起来的普通平房，拱形的房顶，穴居式结构，白白的墙，有独立的卫生间，装了空调，普通宾馆用品一应俱全，就是没有灶台没有炕，也看不到烟熏火燎的痕迹。

但即使是这等升级版的窑洞，也让我们激动不已，毕竟是平生第一次入住如此神圣的房子。

何以神圣，只因小学一年级下册的那篇课文《杨家岭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毛主席走出窑洞，来到他亲手耕种的地里……”，这应该是80后的我们对窑洞最初的认知，对窑洞向往的种子这个时候就种下了。

后来在一些书本的插图里、电视里又看到过窑洞以及延安的宝塔山。大学毕业前夕，学校还专程组织我们到“圣地”延安实地参观，我得以进一步了解认识到延安以及窑洞之于中国革命的特殊的蕴意。

翻开历史可知，这里3000多年前被称作鬼方，后来叫肤施，隋大业年间始置延安郡。长年以来，在这个沟壑纵横的边陲之地，百姓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清苦日子，波澜不惊。直到1935年10月，一支7000多人的工农红军队伍的到来，这里迅即成为一方热土。

这方热土接纳了从长征路上走下来的疲惫至极的中国工农红军。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是的，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的出发点。同时，包括延安在内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还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这就是有名的“两点一存”。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有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对这种必然性曾作如此分析：“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从红军落脚到1948年3月的13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励精图治，有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召开了党的七大，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由低谷走向高峰，最终扭转了中国的乾坤，奠定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自信。

然而，在如此惊天动地的业绩之下，令世人难以置信的，是共产党13年指挥军民叱诧风云、南征北战的声声电波，竟是从这一孔孔窑洞中发出的。从这些矮小、土气、狭促、不起眼的窑洞，走出了“五大书记”，走出了毛泽东，走出了邓小平。在这种没有任何高档装饰的土窑洞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抵挡住了蒋介石的狂轰滥炸，赢得了解放战争防御和相持阶段的胜利。

此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张经典的照片，是1938年毛泽东在窑洞中撰写《论持久战》的瞬间。

当时，全国抗战已进行了10个月，伴随着华北、华东和华南大片国土的相继沦丧，亡国灭种的危机犹如黑云笼罩大地和人心—中国到底会不会亡？抗战到底要打多久？如何才能取胜？整个中国社会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到：“在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以及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被称为眼力或慧眼，后者就是果断。”正是在这种黑暗迷茫、莫衷一是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在深刻总结抗战前期经验基础上，严肃批驳了“亡国论”的荒谬、 “速胜论”的虚妄、“拼命论”的鲁莽，明确了方向和路径，鼓舞了士气，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论持久战》一经问世，不仅在延安引发轰动，对整个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王震将军后来回忆说：“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倍受鼓舞。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连有些日本人也为《论持久战》所折服，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宣称：“我们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必然的，这种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毛泽东曾跟从前线返回、住不惯土窑洞的同志讲：“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与延安的窑洞形成鲜明对比的，莫过于南京的总统府。2019年国庆期间，我去参观过，那是何等的大气，当年的江宁织造署、两江总督署，康熙、乾隆行宫、洪秀全的天王府也莫过于此。印象最深的是子超楼三楼东南角的那个三间套房-总统办公室，从建筑设计到风水布局，都颇为讲究，极尽高贵之能事。但遗憾的是，宏大的建筑并未给蒋介石带来宏大的江山，1949年4月24日凌晨，解放军的旗帜插在了总统府的门楼上，蒋介石再也无法在他的办公室发号施令，再也无法阻挡统一的脚步，他的尸骨至今仍无法归葬大陆。

窑洞，中国的神奇建筑，这种依势凿设于黄土之中的房子，大概是汲取了中国几千年深厚的黄土文化，成功孕育了新中国，赋予中国人民崭新的命运。

但历史不会忘记，在窑洞昏黄的油灯之下，那群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日夜操劳的人和那些月黑风高、凄风苦雨的夜晚。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窑洞的故事仍在续写。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从这时起至1981年，全国前后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锻炼，增长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

习近平便是这1600万分之一。1969年1月，15岁的习近平从北京市八一学校加入知青行列，踏上知青专列，赴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开始了七年的知青岁月。

在那个不算太平稳的时代，孤身来到被群山阻隔、多风少雨的荒僻之地，在北京长大、带着政治包袱的习近平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困难实在太多了，但延安像当年接纳每一个红军战士一样接纳了他。习近平勇敢、坚毅地闯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脚踏实地、深度融入农村的广阔天地，如饥似渴的读书学习，不断加强品德修养，与群众打成一片，先后入团、入党、当村支书，直至1975年10月前往清华大学上学，才离开了梁家河。

最令人感服的，是从1974年1月开始，习近平在当村支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店，搞河桥治理，打坝地，给梁家河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在受益。

七年间，习近平与村民一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干的轰轰烈烈，活的精精神神。七年直面中国最底层、最真实、最艰苦的现实，这种原始的磨炼使习近平像一众知青一样，由稚嫩趋于老练，由狂热趋于清醒，由天真烂漫趋于沉稳老成。农村是中国的根基所在，这种扎根基层、贴合实际、苦干加巧干的务实作风，这种依靠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一方的民本情怀，也为今天的中国梦描绘了雏形。

看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之后，我又读了《知之深 爱之切》和《之江新语》，分别是习近平在河北正定任县委书记和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撰写的政论文章，基本体现了他的为政思想和风格。

写作与阅读，是人的思想输出与摄入的过程。对两个处于不同时空的人来讲，一个人读关于另一个人的书，便是两个灵魂熟知的过程。读这三本书之前，感觉主席离我们很远，读了书，才慢慢体味到主席思想的历史根源和担负的历史责任。

“平语近人”，主席的语言朴实而生动，但主张的论断和为政举措总是能切中要害、一语中的，令人拍手称快，印象深刻。

比如他对读书学习的推崇，他说，先贤们的思想结晶，许多人的智慧和成功的经验都在书里，无须经其同意便可拿来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呢？只有愚蠢的人才不去读书。他还说，要真正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

比如他每到一任，都会在充足广泛的调查研究之上，坚持科学发展理念，运用系统思维，提出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方针政策。1983年，在正定主导出台《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一时间，你来我往，“星”耀古城，为正定经济腾飞注入了强劲动力。2003年，在浙江主导出台“八八战略”，成为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今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七，新年上班第一天，到任不久的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就主持召开专题大会，推进战略深入实施。

比如他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精准的“察”人之道。他在《知之深 爱之切》中讲到“振兴中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她的每一寸土地”，一句话点明了国家发展和个人奋斗的关系。他说，“衡量一个干部的好与差就是看他能不能办实事，能不能打开局面。”“我们考察干部主要就看两条，一是政治上是不是敏锐，二是工作上能不能创新。”还有，他用敲钉子比拟工作抓落实，十分形象生动：

抓落实就好比在墙上敲钉子：钉不到点上，钉子要打歪；钉到了点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三四下，过不久钉子仍然会松动；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固。

比如他论述德与才、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时，强调“才为德之基，德为才之帅”，“法治与德治，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一个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

比如他对好的工作方法的总结，他说，抓好任何一项工作，都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要善作善成，处理好部署与落实的关系；二要再接再厉，处理好坚持与深化的关系；三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比如他在《既重务实，又善务虚》中阐述务实与务虚的关系，令人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如果过分强调“埋头拉车”，忽视“抬头看路”，那就会陷于千头万绪的事务泥潭而不可拔。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年辛劳，夙兴夜寐，却又打不开局面，究其原因，往往是出在没有处理好务实与务虚的关系上。我们平常说的务实，是指从事某项工作时，能够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实话、办实事、想实招、求实效。而务虚，则常指在某项工作实际开展之前，先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进行学习、思考、研究、讨论，以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信心、鼓舞士气。

世上没有“天生伟大”，大树必扎根泥土，唯有这泥土，才能给大树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和水分，树长的越高，根必扎的越深。

这，便是窑洞中国的奥秘所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