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4日
父亲在送我们回来后三天就回厂里了，剩下母亲和我。母亲依旧每天给我煨泥鳅稀饭，心情好时会抱着我亲我小脸。我已经能够四处奔跑了，视力差并没有影响我的活动，我也很少摔跤。由于营养的关系，我似乎缺钙，手臂经常在母亲或邻居阿姨拉我时脱臼。母亲开始买钙片给我吃，我觉得这东西比“耗子屎”的味道差远了，但它是甜味的，勉强还可以吃，我可以把它当作糖来看待。我的消化也不大好，常拉肚子，吃饭也很少，母亲就买来酵母片让我吃。呵呵，那滋味淡淡的，微甜，有回味，于是我又有了一种“零食”。看我小时的照片，长得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双眼皮，长睫毛，很上相的那种，邻居都乐意逗我玩，由此我也能够吃到不少零食，三岁的我满足这一切。
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坏。从綦江回来后她比以前更爱看小说了，我已经不需要她整天抱在怀里，于是她的双手获得了解放，可以捧着自己喜欢的小说看了。母亲有许多从前的同学，她从她们那里借来许多书，一本接一本的看。现在想来，她当时绝非出于一份闲情逸致，更可能是借小说来排遣我带给她的烦恼。母亲看小说是极投入的，即使在炉边做饭也在看。很多时候，我玩累了，嚷着“妈妈，抱抱我”，她有时会放下书抱我一会，待我沉沉睡去把我放在床上，盖上被子然后继续读她的小说。更多的时候却是沉迷其中不理我，于是我就用手蒙住她的书，这时她会拨开我的手，把书折一个角，放下后俯身抱我。但有几次，我故伎重施时母亲并没有象以往那样放下书来抱我，而是继续看书，我便不知趣地用手抓她的书，她就气极，狠狠的揍我，一边打一边骂“瞎B眼，滚开！”我大哭不止，越哭母亲打得越厉害，并不准我哭，我便一边哭一边大叫“妈妈，我不哭了啊！”其实哭得更厉害了。这样的事情后来被邻居们当作了笑料。很多时候，跛脚的邹姨会夺下母亲手中的竹片把我护住，有时邹姨的大女儿——我叫作琼姐姐（她在十几年后约1993年因为涉嫌贩卖人口被广东梅州法院判处死刑）——会拦住母亲，把我抱走。我心里很委屈，渐渐对母亲生出了畏惧，一见她不高兴，就吓得要死。我再也不敢去抓她的书了。
其实，我当时不可能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事实上，在大约1975年的初夏，父亲请假回到了家里。我现在推测，父亲和母亲虽然没有嫌弃过我，但绝对是心情烦躁，也许是害怕我养不大，也许是在当时情形下担心我的视力会使我在将来成为一个废人，他们极可能郑重商量过再要一个孩子，朴素的思想注定了我会有一个比我小四岁的弟弟。父亲在假满后回厂里上班，而母亲则怀上了弟弟，我那时是不可能去理解父母的考虑的，当母亲腆着肚子告诉我将有一个弟弟时，我感到高兴，毕竟我显得有些孤单。
现在让我插入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在我心灵中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对当时情形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记忆，但我还是乐意尽可能的把它描述出来。
这是一个三岁半孩子眼中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重大事件的剪影，我发誓我能够记得一些当时的影象。
在1976年初的某一天，后来我知道那天是一月九日，天气很冷。母亲忽然抱起我，在我胳膊上系上不知从哪儿来的小白花。那小白花真精致呢，我忍不住想取下来玩，但母亲恶狠狠的不准我取下，然后她也在胳膊上系了一朵小白花，还比我多了一样黑不溜秋的东西。她抱了我出门去，我好奇的望着眼前不同于平时的景象——小镇唯一的长街两旁摆满了柏树枝桠，上面有数不清的小白花，从“市管会”一直排到了“大会堂”。走近大会堂——小镇人从前开批斗会，在今天成了电影院——母亲把我放下来，拉了我手走进大门。我看到大门里进进出出好多人，老老少少，还有大人手里也牵着跟我一般大的小孩，他们胳膊上都戴了白花。进门后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这么的大人在哭，我刚要说“羞，大人也哭鼻子”却给母亲捂住了嘴。我跟着母亲排队往前走，我只能看到他们的腿在移动，但我分明听到一阵阵压抑的哭声，我实在闹不明白这些大人是怎么了，干么要象小孩子那样哭泣。抬头想问妈妈，可妈妈也在流泪，我吓坏了，便也哭了起来。呵呵，我的哭声可是小镇有名的，母亲抱了我起来，用手再次捂我的嘴。我瞪着眼睛朝前看，就看见许多人对着台上弯腰，而且哭得很厉害，可我发现台上除了一张很大很大的照片外什么也没有，照片上是个很面善的人。母亲走到台下时把我放下来，也哭着弯腰，还不止一次，摁住我的头要我也跟着做，我顺从地弯了三次腰，终于忍不住问：“妈妈，你们在做啥啊？”母亲似乎平静了些，低头小声在我耳边说别出声，周总理死了。谁是周总理？什么死了？我不明白，也不敢再问，只觉得今天的一切都太奇怪了。母亲带着我随人流走出了大会堂，终于可以离开那个让我感到害怕的地方了。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大会堂不是个好地方，前几个月母亲带我来过，那次看见许多大人举着手，大声吼叫着打倒什么之类的，好多大人手里还拿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吼一声举一下，那时台上不是今天的画像，是一排低头站着大人，手被绑着，胸前还挂着白晃晃的牌子。妈妈说他们是坏人，其实看上去坏人怎么也这么可怜呢？大会堂这地方真怪呵！
十年后，我阅读了《大地的儿子》，十五年后我在图书馆阅读了R·特里尔先生的《周恩来传》，我终于把那段儿时的记忆联系了起来，原来我曾经懵懵懂懂地祭奠了一代人杰。至今我一直认为，周总理是我心目中人的楷模。从大量的传记作品中我触摸到了一个伟人的灵魂，我知道了“四五运动”，我仿佛听到了那年联合国志哀的半旗在纽约城的寒风中呜咽……
孩童的我注定不可能明白那个年代，更不可能明白那个时代的人们和那场现在看来十分荒诞的运动。当后来我从伤痕文学中去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时，我似乎比同龄人更快的明白了这一切。当我从大量的回忆录和见诸报刊的史料中聆听过来人的叹息时，我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去感知这一切。我甚至隐约觉得有些遗憾，没有真正意义上去体验那种滋味，更多的却是暗自庆幸我没有被烙上“被耽误了的一代”的印记而能够自由自在的呼吸。我搜索我所有的记忆，试图让自己置身其间，在脑海中如同电影蒙太奇一般地变换一幅又一幅发黄的照片：逢场天在小镇革委会门前被捆绑示众的小偷和投机倒把分子，他们仅仅因为倒卖粮票或者布票，或者是在生活的窘迫中道德偶然失去了光泽；当然还有被吊了大木牌游街示众的“犯人”们后面民兵连长那张一本正经的脸。这个民兵连长和我家应该是有些关联的，他就是外祖父家女佣的儿子。按照辈分我叫他作大哥，在多年后他垂垂老矣，我曾经问到他当年的感受，他竟然回答不出来，可我分明能够看见他眼里的迷茫。
现在让我再次回到对即将诞生的弟弟的期望罢，这日子已经不远了。76年的五月，人们的革命恐惧感已经开始减弱的时候，母亲分娩了。我的父亲便请了假回来照料产后的母亲。弟弟的出生使他们在喜悦的同时有开始为多添了一张吃饭的嘴而犯愁。
我开始为即将有了一个小弟弟而偷偷感到快乐，似乎我从此将不再感到孤单。
我清楚的记得弟弟出生的那个夜晚，母亲先是腆着大肚子坐在桌上大吃特吃她最喜欢的麻辣胡豆，一切都没有预兆。几个钟头后，她发作了，跛脚邹姨拉了我穿过小镇清冷的街道去请那个曾经接生我的著名的产婆，而此时父亲或许根本还不知道，又或许在准备回家的行囊。看着母亲痛苦的表情，我感到害怕。幸运的是，那位经验丰富的产婆并没有花费多大的力气就让我听到了弟弟的第一声响亮的啼哭，然后早已疲倦的我便沉沉的睡去。
第二天我看到的弟弟简直就是个丑小鸭，前额突出，眼睛也未睁开，脸上皱皱的，嘴唇翘起。不过他比我要幸运些，毕竟母亲的奶水比我出生时要充足些。父亲很快回到家里，悉心的照料着母亲。然而，经济依然拮据，产后的母亲几乎没有能够吃到什么营养品，就邻居送来的几十个鸡蛋和曹老人送来的一只鸡。父亲实在想弄点东西给母亲补一补，可囊中羞涩也只好作罢。那时正是桃子上市的季节，父亲居然创意的想到了买来桃子削成片煮汤给母亲喝，那汤的滋味可想而知。若干年后我尝试自己做了那汤来喝，只喝了一口便吐了干净。然而至今母亲依然认为那是她吃过的最好的美味。
在弟弟满月后，母亲被居委会动员去做了绝育手术。由于考虑到母亲曾经患过严重贫血，父亲一直为手术而焦虑，不过勇敢的母亲还是走上了手术台。我听说医生要在母亲的肚子上划上一刀，大哭不止，当父亲带了我在手术室外等待母亲时，我边哭边骂“日你妈哟医生”，让其他病员差点笑岔气。终于母亲安然的出了手术室，我也停止了哭骂。可是可怕的事情接踵而来。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只有四十多天的弟弟每隔几分钟便发出惊叫声，而且双手分开乱抓一气，这可把父母吓的差点昏了过去，母亲陷入一种恍惚之中。医生说这是“小儿惊厥”，但连续几天吃药并不见好。可怜的母亲坚信是因为我们去医院时弟弟一个人睡在摇篮里被什么东西惊吓了，她开始相信迷信的说法，请来了端公先生，那端公念了咒语烧了符条，在屋里鼓捣了一阵，然后剪了一个红三角帕，包了弟弟出生时剪下的脐带把它掩埋在尿罐子的下面，母亲千恩万谢还给了他五元钱——那可相当于我和母亲十天的生活费。说来也怪，当夜弟弟果真不再惊叫，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母亲总算放下了心里一块大石头。很久以后，我想起这事仍然觉得奇怪，它甚至让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民间的一些巫术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至少我们现在很难解释。
冥冥中的运道的流转真的让人难以琢磨，手术后的母亲身体虽然虚弱，但却发现因贫血时常昏倒的症状奇迹般的消失了，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父亲的假满了，由于我只有四岁，不能照料自己，他们便商量由返厂的父亲顺路把我送到县城曹老人那里去，让他们照料我一段时间。在我的亲生爷爷奶奶过世后，曹老人几乎成为了父母的亲人，善良的她把我的父亲母亲当作了自己的孩子。我虽然一万个不乐意，但母亲说她已经没法照顾我了，在她答应过段时间就接我回来之后，我只好顺从地随父亲一道离开了小镇。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