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认为农业种植发展很不容易,须要几个条件具备才行。我个人感觉未必,历史发展其实有很多偶然性的。我们现在也不能确认烈山氏距今多少年?一般认为烈山氏就是神农炎帝,大约距今六千年吧!我虽然对考古发现不太了解,大略也知道距今六七千年的良渚文明、河姆渡、仰韶等遗迹都确认有农业种植了。当然“百谷百蔬”多少有些夸张了,但也不能因此就武断认为,烈山氏之子柱能植“百榖百蔬”为凭空杜撰。
试看今日非洲之部落,我认为有富饶的山林,依靠采集、狩猎,养活一个部落并非难事,这样就解决了定居的问题。某些定居部落的某些人偿试驯化种植,而凑巧有某些人获得了成功,只要实现了零的突破,种植更多作物就顺理成章了。
我个人还认为,从采集狩猎到大规模种植养殖之间,应该共存一个计划采集的时期,我们在阅读古文时,发现“斧斤以时入山林”,不竭泽而渔,不猎杀孕期母兽等观念普遍存在,这在后来的儒家中被推崇为“仁”的表现。然而我相信这是早期先民,朴素的计划采集理念,留给自然繁衍的时间,更好地可持续发展。
“例如劉先生斷定國語,左傳説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穀百蔬的話不是憑空杜撰的,他列舉二「理」,證明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的可能。他所謂「理」,正是我們所謂「意見」。如他説:
人必藉動植物以生;既有動植物矣,則必有榖有蔬也無疑。夫所謂種植耕稼者,不過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劳,掃荒薉,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所謂『百榖百蔬』也。(讀書雜志十五,圈點依原文。)
這是全無歷史演進眼光的臆説。稱研究人類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術在今日視為「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的,在初民社会裹往往须經過很長的時期而後偶然發明,「藉動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種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種植耕稼须假定(1)辨認種類的能力,(2)預料將來收獲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補助天行的能力,(5)比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條件備具,方才有農業可說。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類學,社會學,决不能了解先民創造一技一藝时的艱難,正如我們成年的人高談闊論而笑小孩子牙牙學語的困難;名爲「驗之以理」,而其實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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