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妈妈不容易,这把年纪了,又是自己一个人。”谷医生盯着电脑开处方的时候跟我说。
五月中旬,母亲跟我说,她想换医生,换成去年发病住院前一直去看门诊的谷医生。我听出了她的话外音——她想减药。谷医生是母亲十几年间看过的精神科医生里开药最轻的医生,并且他始终相信母亲状态良好。用他的话说,我母亲是一个有素质的女人。也许正因为持续从谷医生这儿得到积极评价、鼓励的原因,他也成为了母亲唯一信任的精神科医生。
“你妈妈不容易,这把年纪了,又是自己一个人。”谷医生盯着电脑开处方的时候跟我说。
五月中旬,母亲跟我说,她想换医生,换成去年发病住院前一直去看门诊的谷医生。我听出了她的话外音——她想减药。谷医生是母亲十几年间看过的精神科医生里开药最轻的医生,并且他始终相信母亲状态良好。用他的话说,我母亲是一个有素质的女人。也许正因为持续从谷医生这儿得到积极评价、鼓励的原因,他也成为了母亲唯一信任的精神科医生。
本文标题:减药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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