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李定因为党争联系在了一起。
先是李定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之丧,司马光说他“禽兽不如”。这是司马光借李定来攻击王安石,李定先做了党争的箭靶。
后来,王安石之后的新政派,为了不让司马光复出,退求其次,杀鸡儆猴,让苏轼也成了党争的箭靶。
首先是监察御史何正臣,上札说苏轼在湖州任谢表中那段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后来是舒亶小人上札说苏轼讥讽时事。最后是李定论数了苏轼的四大罪状,激怒了神宗,下旨御史台“根勘闻奏”。
李定不服丧也不是什么大过错,却被大肆渲染。苏轼一句牢骚话本无大碍,却也招祸上身,做了代罪羔羊。两个不同的人在这点上倒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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