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很多女性在成年之后都会受到这三个问题的围追堵截——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什么时候生二胎？
据说，只有女性会被问到，要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
生育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对于“母职”这个议题，也有不少的讨论，今天，我只是想谈谈我对于母职的理解，谈谈成为母亲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最显著的改变就是个人时间受到了挤压。
社会学对于时间的诠释分为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相对于现代时间，传统时间的特点是以自然变化为时间坐标系，时间变化界限模糊、时间计量难以量化、无统一的标准时间。
家庭事务中的家务劳动就是典型的传统时间。家务劳动的时间特点是周期性的，以做饭为例，就包括了采购、准备、烹饪、食用以及后续的收拾清理，这形成了一个从原点到原点的周期。人们对家务劳动的成就感也就体现在送走一个周期迎来一个周期中。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将这一个个周期当做成就感的体现，相较于在社会、职场中花费时间所取得的成就，家务劳动的周期性常常会让人沮丧，因为一旦周期回到原点，人们多少会有“零”成就的感觉，而且这种周期没有上升、哪怕是螺旋式上升的可能。
家庭事务中的生育对女性也是一个周期性、相对独自承担的工作，生育和养育期间的很多内容是不考虑现代时间特别是钟表时间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议的按需喂养，就是母亲应当在儿童需要时进行母乳喂养，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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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和强调社会时间或者有价值的社会时间时，个人时间往往被挤压，牺牲，因为这种个人时间的价值是不能被量化、不能显示出社会价值的。
而女性的生育就是这种个人时间被挤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些研究里表明，养育孩子本身挤压的是女性个人的经济活动和休闲休息的时间，而占据大多数时间的家庭事务时间却未被重视。
因此，在现在的主流话语里，仍然会有把生育、养育看作是女性自己的事情这种倾向，在这种意识之下，想要获得家庭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的支持，是很难的。
而且，这种支持的缺乏甚至会前移到孕期。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独生子女制度对于重男轻女的传统的确有所遏制，但也促使人们过分重视自己唯一的孩子，对孩子的“过度投资”早已成为常态。
对孩子的重视也前推至对产妇的过分“关照”，然而当孩子出生之后，家人的注意力难以避免地会转移一大部分给新生儿，产妇则处于一种落差之中。在某些平时就有矛盾的家庭中，这一落差则会更强。
我经常可以看到被“过分照顾”的孕妇，比如被全家人围绕着在小区里散步，步子都不敢让迈大了，虽然是孕妇，但看上去更像应该坐轮椅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孕妇肚子里的小生命，更像是一个有形的资本，对孕妇的关照，也很像是对物的保养。
看似是被关爱，实际上这也是对女性不够尊重的体现。我们社会对孕妇的关爱，应该表现在尊重她们的意愿和选择，而不是在生理和智力上限制和矮化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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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众星拱月般的“关爱”，除了向人们暗示或明示女性在这一阶段的生理弱势，也通过“一孕傻三年”、“坐月子”等流传很广的说法来束缚女性的创造力。
另外，由于独生子女制度的波及，我们这一代很多都是家庭中唯一的孩子，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自己父母做父母的天性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会以义不容辞的姿态从自己的独生子女那里接手孙辈的教养任务。
从表面上看，隔代教养解除了子女的生活压力，是在社会条件限制下实现的双赢，实际上也把子女做父母的权利（和快乐）“剥夺”了很大一部分。
子女也许很懵懂，并不能体会到这后面一层意思。但是，理智上不能体会到并不等于情感上接收不到，而这种隔代的权力之争，最终可能会使两方都伤痕累累。
三代人居住在一起或小朋友离开父母跟着祖父辈生活，这本身就不符合现代社会原子家庭的结构。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的父母辈往往取代了年轻的父母，“反客为主”地成为小家庭的支配力量，甚至核心。
因如何养育孩子而发生矛盾也是比较表面的现象，如果深入地看，这里面有年轻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由意志”能否实施的问题。
与长辈共处一室或在经济、想法等方面不得不受到他们的干扰或牵制，对年轻母亲的自由意志是个很大的损害，在我国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年轻妈妈不能够实现对自己孩子的喂养想法。
这个现象当然不是像它看起来那么“理所当然”。
事实上，这种隔代教养会造成了一种不稳定、不正常的家庭结构，比如说，它会影响孙辈的依恋关系的形成，在婆媳关系紧张的家庭里，还会带来更多的人际烦恼，甚至促发夫妻关系不和。
所以说乍一看，隔代教养也好、做全职妈妈也好，这都属于个人选择的范畴，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是社会不断地将责任转嫁给家庭，家庭再把它们转给生产孩子的母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父母跟我们一样都是“输家”，是压力的承受者。
举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出生后，她就住在月子中心里。满月之后就搬回家住，婆婆主动要求承担照料任务，听起来很和谐是吗？逐渐地她发现，婆婆以“让你晚上好好睡觉”为理由，要求带着孙子一起合睡，到了4个月的时候，也迫不及待的要求给孩子添加辅食，宣称6个月之后的母乳没有营养了，还不如早早断掉之类的。孩子确实很早就断奶了，然后婆婆彻底接管了孩子，我朋友在家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养育孩子，继而和婆婆、老公都时不时地发生矛盾。
喂母乳似乎只能是妈妈的特权，而在家庭边界不明晰，核心家庭并非主导的文化情境下，不喂母乳或者添加奶粉，似乎是可以代表某种家庭内部的权力。
但是群体压力又会加诸在母亲身上，觉得母亲本身太“弱”，没有“能力”去保持住自己的“母亲”身份，反而会讨伐是“母亲”自身导致“没能母乳喂养”，会谴责是母亲太“自我”了。
虽然是以母乳喂养为例，但养育中的其他，比如要不要给孩子吃药、怎么安排孩子入睡等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当妈妈本身一部分是女性自身的成长历程，还有一部分是整个社会的事件。
“完美妈妈”的论述在孕期就已经开始规制或者重塑女性的生活方式了，妈妈必须要去确保自己提供密集的情感和身体劳动付出，确保孩子得到足够的刺激，确保孩子出生之后会有积极介入的教养方式，我们在与孩子亲子时光的同时，也暗含了许多孩子发展的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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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产生了很多育儿中的鄙视链，顺产无侧切的鄙视顺产有侧切的，顺产有侧切的鄙视剖腹产的；纯母乳喂养的鄙视混合喂养的，混合喂养的鄙视奶粉喂养的；可以睡整觉的鄙视要奶睡的等等。
无论是国家政策、医疗专业或者是媒体都在形塑与参与着“能顺产就一定要顺产”“母乳喂养最好”的建构过程，使得妈妈们的真实感受和经验被边缘化和消声。
我们不断的从杂志、微信公众号、论坛等等地方看到媒体不断地形塑我们对于母职的理解，于是母职被建构成=温柔的母亲、科学的母亲、单面向的母亲、自主的母亲（新母亲主义）。
英国女性杂志Lady's Magazine在1770~1837年间对于“温柔的母亲“的社会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创造出一种“温柔的母亲”的形象，将母职理想化、浪漫化，将母亲塑造成具有同情心，随时准备给孩子支持和慰藉的温柔母亲的形象。
而到了20世纪后，母亲逐渐丧失自主性，越来越频繁地被告知她们需要了解科学和医学知识，需要听从专家的建议。传统上女性用有的做母亲的知识逐渐被贬抑，科学家育儿的权威上升了。
然而，科学的母职并没有改变育儿实践中的权力关系，反而体现了权力关系的重新组合。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单面向的母亲”在媒体中再现，流行的要么是职业取向的工作母亲，要么是家庭取向的全职妈妈，很少有两者兼顾的。
到了21世纪，一种被称为“新母亲主义”（New Momism）的现象在在美国开始升温，它坚持女性有选择的权力，可以自主地掌控自己的命运。比如他们可以选择在家里照顾孩子，也可以选择外出工作。而在媒体中所呈现的这种“独立自主”的母亲的背后是以实现孩子的福利、满足孩子的需要为条件的，正所谓“母亲快乐，孩子才会快乐”。而之所以开始提倡和传播母亲的独立和自主，根源在于西方社会不断扩张的消费文化，而消费文化的目标从来不会放在要提供给女性更大的自由这一点上。
可以看得出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的需要，不同的母亲形象在被形塑，而这每一种形象背后，都有自身的社会权力关系。
Reference
妇女、时间与生育周云 ， 郑真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 52 (5) :143-151
陶艳兰. 流行育儿杂志中的母职再现[J]. 妇女研究论丛, 2015 (3): 75-85.
[母乳最好]?: 婦女餵哺母乳的建制民族誌研究[J].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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