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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听说过五朵金花，却不知我家有着五朵梅花。
婆婆家有五个姐妹，个个名字中都有一个梅字，这是老外公给取的，老大玉梅、老二淑梅、老三小梅、老四宝梅、老五秋梅。
五姐妹尽管性格迥异，个个都有着自己说不完道不尽的人生经历，甚至有着刻骨铭心的故事或事故，但她们都有一股傲雪凌霜的精神，正如她们的名字——梅。
老大玉梅，退休前在粮食部门工作。老二淑梅，老四宝梅，老五秋梅退休前都是小学语文老师。老三小梅，从小送人做童养媳，因为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加上与丈夫不和，至今出家在寺庙里生活。
外公外婆只有五个女儿，但个个都长得清秀俊俏，尤其是小姨更是美人一枚，至今也不失美女的雅称。外婆一生中最遗憾没有生的一个男丁，以至于身处农村的外婆，有一种自卑感，可能还会受到一些人的欺凌与白眼。外公有些文化，当过老师，做过职员，开过商店，最后在学校当会计退休。他并不在意生的全是女儿，更不嫌弃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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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大姨）玉梅今年85岁，一生经历坎坷，年轻丧子，中年丧夫......无数次打击几乎要了她的命，但她还是一路顽强的走过来，并且带着50多岁四肢残疾的儿子一直挺到现在。
大姨长着一副国字脸，花白的头发，皮肤偏白，身材微胖，变形的脊柱骨让她的上身向前弯曲了45度，憨态可掬的样子满脸福相。大多数时候的她都是眉眼带笑，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喜悦感。
大姨的性格豪爽大气，乐于助人，谦和温婉中还带着几分坚韧。微O的双腿走起路来好像被拖着用力交叉前行。至今的她还是耳聪目明，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声音较大，笑的时候更是一点也不吝啬，牙齿全露，灿烂如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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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说五姐妹中她读书最多，7岁发模，学的是《三字经》，10来岁跟着私塾老师学习《幼学》有四本，她学的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后来学《信书》也就是用文言文写信，她就给在抚州开店的外公写信，私塾里有十几个学生，只有大姨一个女生。以后在抚州一中读书。
解放后1950年，经过父母的媒妁之言，大姨许配给了在银行上班的大姨夫，婚后大姨还在读书，直至1955年第一个儿子出生，大姨才停止读书参加了工作。1957年大姨再次生了第二个儿子。
1956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这次事件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所触动，1957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于是就有了“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揪出右派”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大姨夫因为爱打抱不平，肯管闲事多说话，结果不幸中弹，打成右派，被下放到农场劳教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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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夫在农场劳教时，很少有假回家，1959年大姨生下了大女儿，姨夫只请到一天假回家看看。女儿出生没过多久，从此厄运也开始了，放在奶奶家只有3岁的儿子突然腹痛暴病而亡，再过了几个月，放在外婆家6岁的大儿子也是突然腹痛暴病身亡。据长辈们说是饥饿难耐吃了田里的稻谷以及吃多了芥菜引起的。
大姨说当时感觉天都塌了，为了忘却悲痛，她拼命的工作，死命的干活。最要命的是外婆把双眼都快哭瞎了，说到此时大姨是涕泪交加低声抽泣，嘴里不停的念叨“外婆就是这样被我家害死的”此时我也心中一片酸楚，泪如泉涌......
外婆怎能不伤心了，自己生了五个女儿，好不溶易有两个外甥，那是疼爱有加，还有6岁的外甥长得是人见人爱，小姨现在还保存着和外甥的合影，这个外甥比她小三岁。数十年后大表姐找了一个姓刘的瞎子算过命，说我姐是争长霸长要做老大的人，我说这可能是巧合吧，命中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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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大姨再次生下一个儿子，(1961年生了二女儿）2年后的一个夏天，儿子突发高烧，当时是双抢时节，大多数医生们都去双抢了，诊所只有一个年轻的医生，说是感冒了，开一些药吃就会好的，第二天儿子烧退了些病情似乎好转，二姐还是带着他出去玩了。
大姨哪里知道一个更大的灾难已经向她袭来，而且是伴随着她的终生。老天真是不公呀，为何对大姨这般残酷又无情，此时我和大姨已经泪奔说不出一句话来......
良久大姨继续诉说，第二天晚上儿子再次高烧，并且开始意识模糊了，可把大姨魂都吓破了，对儿子说“崽呀妈是吓怕了”儿子睡在床上听到妈的声音，就来找妈明明大姨坐在床沿边，他却朝床里边寻找，不行了大姨和姨夫连夜把儿子送到县医院，诊断结果：乙型脑炎。
儿子在医院里的内科输了3天3夜的氧气，身怀六甲的大姨也身心俱疲了，终于在医院的外科提前产下了第三个女儿，大姨夫是忙前忙后，忙里忙外，分身无术呀，有个医院的护工看到大姨一家实在是太可怜了，就为大姨刚出世的女儿找了一奶娘，每月11元，另外还要给每月的粮票和布票。当时大姨30元一个月，姨夫40几元一个月。
在医院里为儿子拼死拼命的住了将近三个月的院，也没有挽回一个健康活泼的儿子，直到10月份文化大革命的一天，医院里、大街上敲锣打鼓比过年还要热闹，儿子高兴得争着要去观看，此时的儿子说话也不是很清了，看到儿子扭转着歪曲的头颅，四肢滴滴答答，翘起一个小屁股，心中那是一声长叹，愁云满布，对于一个不能自理生活的儿子，前路漫漫，她只有坚强坚强更坚强地为家撑起一片天。
好在大姨的身板还不错，能吃能睡，还有两杯酒量。她在粮管所做核算工作，有时还要兼带做营业员，为了更好地安心工作，再次把残疾的儿子送到了外婆家，直到1972年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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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大姨生下了最后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真是老天有眼菩萨保佑，让大姨得到一个健康平安的儿子。
就在当年的下半年，随着“知识青年与知识分子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运动在全国传开。一场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也在全国各地进行，三十多岁的大姨也自愿成为了“五七大军”中的一员，来到农村过上了田野式的生活，不久姨夫也跟随而来。
从未干过农活的大姨，一夜之间从职员变成了农民，从吃商品粮变成了吃农业粮。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记得第一次在山里头的农田里干活，撸起裤腿没有几个时辰，密密麻麻的蚂蟥就像豆角一样挂满了双腿，大姨也被惊吓到晕了，非常瘆得慌。当晚大姨就发起了高烧，足足大病了一场。
为了一家七口的生计，夫妻俩拼死拼活的劳作，大姨说她经常和干重体力活的人在一起，担着一担沉重的稻谷，走过了一条条窄窄的飘板，把稻谷倒入高高的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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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外婆病倒了，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时年59岁。大姨又不停的自责，说是被她残疾的儿子给累垮的。大姨说童年的时候，时常看见一个叫做香花的婆婆追着外婆打，而她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也许是童年时的这个阴影一直困扰，大姨觉得外婆太可怜了，更感到对不起外婆。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过些，谁知八十年代初姨夫得了肺癌，84年就病逝了，时年只有五十几岁。这样照顾残疾儿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大姨一个人的身上。
大姨说如果她走了，这个残疾儿子也过不了半年。有谁能像她一样，50多年来每天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穿衣脱衣，洗脸刷牙，每天大便还要帮他擦屁股，冬天每个星期洗一次澡，夏天天天洗澡，冬天的夜里还要在他脚边放上一个暖壶。大姨说50多年来，从未睡过一天早觉，每天7点钟要帮儿子穿衣服，然后协助他大小便。
儿女们早就想把这个残疾放到福利院去，说是给大姨减轻负担，大姨坚定地不同意，除非我死了，残疾儿子是我的负担，但更多的时候也是我的一个伴了，更是我要好好活下去的一个动力。有时看到大姨陪着儿子行走的背影，我倒觉得更像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儿女们对大姨也非常孝顺，尽管年岁大了，孩子们还是每年都会带她出门游玩，或是访亲探友，当然在外十天半月的还要带上她的残疾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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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香自苦寒来”，用在大姨身上再贴切不过，她经历了风雨更经历了冰雪霜冻，她是我们大家族中最为尊敬的长辈，她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几代人，大姨祝您健康长寿！长命百岁！笑口常开！
大姨一生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早已走进我的记忆！
她把艰苦的生活也过成了幸福的模样！
她就是那朵开的最鲜艳、最璀璨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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