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且在影片结束之时展现的中国医疗事业发展历程的真实影像记录资料，都使得影片走向真实，但影片并没有采取纪实美学的艺术创作手法，而是走上了另普通大众更容易接受的商业娱乐片的视听模式，加入奇观展现，包括异域印度风光、钢管舞蹈、打架、追逐等戏剧元素。因为其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人民大众切实相关的医疗问题、抗击癌症的关注和对英雄人物程勇及其团队的的完美刻画，又是得影片饱含情感力量。如此，人们想在电影院里看到的一切心理预设因素几乎都能在这部电影里得到满足。
中国电影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充满着情感力量和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在左翼进步人士进入电影业以后，我们的中国电影更多地在展示着“进步”面貌。在电影观念的历史发展之中，基于真实前提的现实主义精神作品总是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在电影艺术和社会参与诉求上，并不相悖。只是后来电影观念的不断转变，使得中国电影采取类似“通俗剧”的影戏戏剧形式来承载伟大情感力量的现实主义情感作品并不多见。《我不是药神》自从上映以来不仅叫座又叫好，还引来了李克强总理针对《我不是药神》所引发的舆论现象而作出重要批示。这些都在说明《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对现实主义题材进行艺术塑造取得的巨大成功。
一、典型人物的刻画 显然，现实主义电影并不是简单的客观生活 再现，类型化的现实主义更需要戏剧化情节和典 型人物，创作者对现实故事进行戏剧化加工的同 时将人物形象进行典型化处理，即“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典型人物刻画是《我不是药神》顺利完成叙事的关键。
程勇，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穷困潦倒的神油店老板，懒散、狡黠，长期的夫妻不和，导致离异，经济的窘境，又丢掉了孩子抚养权，交不起房租，更是无钱给父亲看病，甚至给孩子买双运动鞋都囊中羞涩……这些遭遇叠加于一人，塑造出一位落魄中年人的典型形象。生活的重压迫使他开始走私廉价仿制药，在“购药小分队”的协助下，迅速打开市场，赚取高额差价，也拯救了大批挣扎于死亡线上的白血病患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想做什么救世主，我就想赚钱”。在大发横财后，带领“公司”搞团建，夜店领班拉刘思慧去跳钢管舞，被程勇制止，并大把甩出钞票，怒喊男领班去跳，俨然一副暴发户派头。此时与其说他被金钱扭曲了人性，不如说这位草根小市民的个人英雄主义基因被激活了，在一位弱女子面前显示出雄性应有的保护欲，他在为刘思慧的尊严而战斗，其仗义精神得以显现，观众也逐渐建立了对他的好感，人物形象更趋立体。
随后，在刘思慧家中纠缠的那出戏，程勇虽然想入非非，但还是守住了绝不乘人之危的道德底线，观众对程勇的认识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就在程勇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来自警方的严打和假药贩子张长林的威胁，使他不得就在程勇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来自警方的严打和假药贩子张长林的威胁，使他不得不做出解散“购药小分队”的决定，在一个雨夜众人愤懑、离去，观众可以看到程勇无奈、纠结的心理状态， 虽然经济状况空前宽裕，但是曾经白血病患生态群给他的信任和尊重，将一去不复返。
吕受益第一次的自戕，促使程勇开始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和心理挣扎，他潜在的自尊和责任感开始被激发，吕受益的突然离世，彻底唤醒了他人性的善和潜在的英雄主义欲望，于是一个震彻心灵的决定出现: 贴钱卖药。观众看到一个崭新的程勇形象，一个勇于承受生命重托的高尚灵魂，他终于完成了英雄的蜕变。正如影片的编剧钟伟所说，对于程勇，他不太清楚自己的潜在欲望，而且他的潜在欲望和表面欲望是矛盾的。所以当程勇意识到自己有尊严，当有群体和卖药小团体依赖他甚至仰慕他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开始复苏，然后整个病人的生态感动了他，让他的自尊里包含了一种责任感。最后他把他小市民的精打细算、谨小慎微全部放下，完成了英雄的蜕变。
二、影片中意象符号的运用
商品化是类型电影的基本属性，在当代电影生态中，现实主义类型片不仅要制造戏剧效果，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要自然呈现出表现主义成分。众所周知，电影具有天然的写实主义特质，故表现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和现实主义发生影像共建，《我不是药神》运用具有表意功能的意象符号，延展了电影的表现意涵。法国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认为，电影符号学的关键在于研究符号运用的动机和意义。对影片中的意象符号“动机”和“意义”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探求电影故事深层蕴含的哲学思考。橘子，第一次出现是吕受益去神油店找程勇，为了讨好程勇，拉近关系，吕受益苦涩地笑着说: “来，吃个橘子。”此时橘子象征着试探和讨好。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权拿下时，吕受益高兴地吃着橘子，橘子意味着光明和希望。进入急变期后，吕受益躺在病床上，面对来探望的程勇，艰难地挤出一丝笑意，“吃橘子”，此时橘子表示无奈和痛苦。吕受益离世后，彭浩坐在楼梯上，面无表情吃着橘子，橘子又变成了对吕受益的怀念。发人深省的是，影片中只有吕受益和彭浩吃过橘子，他们都是猝然离世，橘子又暗含“结束”的意味。
口罩，白血病患者为保护自己免受细菌入侵的一件普通生活用品，在影片中具有不寻常的表意作用。吕受益第一次见程勇，恳请他帮买印度药，为了表示坦诚，他摘掉三层口罩面带笑容。为了打开印度“格列宁”销路，程勇召集群主们开会，程叫他们摘下口罩，群主们面面相觑只得照做，初次见面芥蒂未消，此时摘下口罩是被迫“坦诚相待”，也暗示他们处于被动的劣势位置。购药团队解散的夜晚，吕受益最后一个离开，他希望一切都是错觉，满怀期望看着程勇，换来的只有一个“滚”字，吕站起来望了程一眼，痛苦地戴上口罩离开，此时口罩意味着隔绝与陌路，从此二人再无瓜葛。最后程勇身陷囹圄，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夹道的白血病患者们仪式般纷纷摘下口罩，注目囚车里他们尊敬的“勇哥”，此刻摘下口罩象征着崇高的敬意，是众人给予程勇最高的褒奖，此刻影片情绪的渲染也达到高潮。《我不是药神》中富有戏剧性的写实故事和具有表现主义的意象符号互相融合，成就了一部颇具现实主义美学力量的类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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