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篇：我们的脚步，永不停歇
1）秦始皇为什么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新帝国不仅统一土地，也统一了文字、度量衡、道路，让天下的文化、贸易、交流都没有任何障碍。软件和硬件都得到统一，才叫大一统。
为了在文化领域也能实现大一统，皇帝和丞相亲自下场，进行了一场文化清理运动。除了《秦记》，其他诸侯国的史书都烧掉，不是专门的学者，也绝不允许私藏诗书，只留下医学和种地、植树的技术类书籍。但是，天下的书也不是都烧了。所有经典书籍都在咸阳有备份，只是随着项羽焚烧咸阳，那些书籍也全部付之一炬。
秦始皇希望能长生不死，让术士炼仙丹、找仙药。有术士编故事向秦始皇骗取了财富和地位，眼看谎言要被戳破，于是就跑了，还骂秦始皇，说他坏话。这话传到秦始皇的耳中，他顿时感觉自己被人羞辱，说：“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于是，就派人审核咸阳的“诸生”，包括术士、学者、学生等，最后查出诽谤过皇帝的有460多人。为了惩戒后世，他们被坑杀于咸阳。所谓的“坑儒”也不是坑杀儒生，而是诽谤秦始皇的人，其内核则是家国一体的帝制禁脔，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维护大一统的手段。
2）大汉帝国的财政和国运
汉朝初年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格局，刘姓诸侯王各占一国。他们有自己的政府、军队、法律，除了礼仪和血缘，基本和朝廷没太大关系了。
那会，朝廷不仅穷，还有庞大的负担，只能靠省吃俭用攒家底。吕后称制时期，靠忍耐换来安定的社会环境，“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汉文帝时代，多次减免税赋。
历史告诉我们，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夺。政府不参与，民间就会自动介入，总之，不会有人放任不理。
汉初，天下赤贫，大家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能穿多大的裤衩，就看自己有多大的屁股。勤劳而头脑灵活的人迅速占据先机，在政府退出的空白市场占据了有利位置，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样的时代，可遇而不可求。
民间用头脑发家，贵族则借权势敛财。
汉朝立国60年，可谓国泰民安。衰弱的国力一步步恢复，让汉人有了底气。尾大不掉的封国，让朝廷产生加强权威的决心。拖朱曳紫的富豪、依仗武力的黑帮和承平日久的官员，就像一片绿油油的韭菜，呼唤酷吏登场。
历史的舞台迎来了汉武帝刘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个有雄心的帝王，是不可能拒绝任何一个削弱地方的机会，“大政府，小地方”格局初露端倪。
汉朝皇帝继位后，给自己修建陵墓，会迁徙天下富豪，在陵墓周围居住，这样既削减了地方势力，又为陵墓增加了人气。
汉朝的社会为什么稳定？因为郡县中没有豪富之家，由官府直接管理百姓，二元制社会中百姓的潜力达到最大化，官府的动员组织力也达到最大化。
当大国博弈激烈时，撒向战场的铜钱如流水，60年积累起来的国库，很快就空空如也。这时，手握资金和产业的富豪，就成为待割的“韭菜”。
为了建立国有经济、充实国库，桑弘羊为皇帝谋划了一系列刺激财政的规划：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盐铁官营。代价则是来自权力和垄断的不可避免的腐败。
朝廷富裕，官员发财，只坑百姓。
“为什么不坚持走无为而治的路子呢？因为英雄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可以说汉武帝好大喜功、杜周杀人如麻、桑弘羊是经济沙皇，但不能说他们专门在折腾国家，谁都不是吃饱了撑的神经病。因为真正左右一切的东西，叫局势。
韬光养晦了70年的汉朝，已有足够的底气去争取国家尊严，匈奴是避不开的大山。马邑之围之后，国战大幕缓缓拉开。
3）意识形态是把刀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以后，儒生走上帝国的舞台。
本质上，“汉家制度”是“霸王道杂之”，或所谓的“儒皮法骨”。王道负责舆论和教化，霸道则是任用法家酷吏，血腥清理一切不安定因素。而地方的豪族、门阀首当其冲。
在汉武帝的计划中，儒生只是理论工作者。他们需要儒家用文章为皇权加持，到地方去宣传朝廷的恩德，然后用儒学教化百姓。
在汉武帝去世后，大汉帝国的主线就是文法吏和儒生的斗争史。文法吏与儒生一直争斗，直到王莽篡位，儒生大获全胜。
汉宣帝其实是汉武帝、桑弘羊一脉，他重用酷吏，打击豪强，加强朝廷权威，缔造了大汉最后的辉煌时期。可太子刘奭却是标准的儒家学子。汉宣帝对此曾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在汉元帝刘奭的领导下，儒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儒生强调个人道德的力量，反对政府对社会的过度控制，他们希望把政府改造成周朝的模样。但是法家官吏的势力始终存在，他们从不谈理想，敢作敢为并且不在乎任何道德的束缚，只根据法律的标准做实事。
王莽代汉称帝，除了儒生的支持，还有世家门阀的默许。同时，也代表着天下儒生的胜利。他们用改朝换代的方式，彻底打败了法家这一宿敌，成功组建了纯儒家政府。
他上位后，大刀阔斧地改革，首先是井田制复辟。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又失去了穷人的支持。
之后，实行政府专卖制度，更要命的是货币改革（相当于洗劫民间），旧货币贬值厉害。币制混乱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经济一片萧条。
王莽不是穿越者，只是儒家信徒改革者。可儒家的理想太丰满，根本不切实际。理想化的改革没有丝毫效果，却伤害了豪族的利益。于是，天下皆反。
有的豪族亲自起兵，而有的豪族则选择支持刘姓宗室，大家都在为未来拼命。最终，获得南阳和河北豪族支持的刘秀成为胜利者。
4）王安石变法：农业和金融的碰撞
每一个封建王朝走到中期，都会面临一个选择：变法。
在地税枯竭、专卖无法增长的既有情况下，王安石另辟蹊径，提出“理财”的概念，想在既不增加地税伤害农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和增长点，也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方田均税法：清查土地占有情况，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让多占田者多纳税，少田、无田者减轻负担。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都是之前王朝用过的办法，朝廷把仓库中的粮食和钱拿出来，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既便民，又生财。
保甲法、保马法：建立严密的基层
“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表面，却远远没有触动灵魂。
马克思说：“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有资本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
东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没有宗教战争，东方的变法和造反几乎都是为了重新分配利益。王安石自诩“理财”，其实还是劫富济贫。
满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旧体制的受益者，他们都反对变法，就连苏轼都差点因为“乌台诗案”送命。而又很不幸的是，宋神宗不是一个好领导。
并且变法的一部分内容本质上是商业行为，可宋朝毕竟是古代王朝，没有先进的金融机构，除了垄断专卖，也没有繁荣的工商业，因此只能交给官吏来执行法令。用行政命令直接指导商业行为，往往会产生腐败、粗暴、强制性摊派等问题。
没有强力的君主支持，没有健全的金融机构来运营，不论是地税或理财，都没有成功的可能。王安石没错，他只是生错了时代。
高层不稳，政策没有连续性，什么都干不成。宋朝在“新旧党争”中折腾，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再加上宋徽宗奢靡无度，最后就是神仙也没办法救。
5）蒙古人的图腾——成吉思汗
北方草原风云变幻，秦汉时是匈奴人，南北朝时是柔然人，隋唐时是突厥人、回纥人，宋朝时是契丹人，仿佛草原人始终没有固定民族。不过，这一切都被成吉思汗结束了，在他之后的八百年里，草原上只有一个名称：蒙古。
草原有了精神图腾、共同记忆，才能形成一个固定的民族。
成吉思汗将和前人不同，他没有让部落首领继续当独立诸侯，而是把所有部落的牧民全部打散，实行“千户制”。在此之上还有万户、诸王。而成吉思汗对万户、千户拥有绝对的调动权，且驻地和牧场也由他分配，实现了政治、军事、经济合一的体制，好比草原版郡县制。
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塔塔统阿的文字，让蒙古文化有了载体。
共同记忆，才是一个民族的源头。文字给了蒙古人下限，辉煌武功则提高了蒙古人的上限。蒙古帝国东、西长16000里，海滨东方早已月上枝头，西方边境才正值烈日当空。数千年历史上，人类从未有过如此浩瀚的国度，那是欧亚民族的苦难岁月，也是蒙古人的黄金时代。
长城以北，成吉思汗早已和土地上的人们血脉相连，因为他缔造了蒙古族。
6）历史进程中的燕云十六州
五代十国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和朝廷闹了矛盾，为了换取辽国的支持来保命，不惜割让燕云十六州。这块地包括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大同、北京等重镇。
虽然和中原领土相比，燕云十六州并不大，但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燕云十六州自从被割让以后，中原王朝四百多年都没能收回来，辽、金、元却数次从燕云十六州南下，夺取中原。直到明朝建立后，徐达和常遇春攻克元大都，才再次收回了遗失的土地。
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下，北方宋人只是第三等人，他们崇尚元人风俗，以说胡语、穿胡服为荣，虽是宋人血统，但已经是精神上的元人，地位略微超过第四等的江南汉人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意义，远远被低估了。他本来是江南的第四等人，连辛苦耕作的农民都不是，开局只有一个破碗，吃饱饭都成问题。毛泽东读冯梦龙编的《智囊》时评价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朱元璋用军事能力打下江山，重新建立汉人王朝，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重建制度。
收复国土后，朱元璋要收拢胡语、穿胡服的北方人，采用的办法是恢复汉家衣冠。他用自古以来的传统，重新构建王朝的精神共同体，找到南北、胡汉的平衡点，让大家能够有对话交流的平台。既要团结汉人，也要拉拢元人。
7）张居正：一代名相的宿命
北京的紫禁城中，嘉靖皇帝终年不见天日。人生苦短，而修道事业却无涯。他心中没有百姓、国事、大臣，只有经文、金丹和修仙，朝廷大事则遥控严嵩和太监们处理。
帝国的躯体之下，是为生计苟延残喘的升斗小民。百姓为了有一口饭吃，不惜卖儿卖女。天气寒冷、气候干旱、水灾蝗虫，都可以让一个完整的家庭变得空无一人。城墙里，朱门外，总有奄奄一息的人在等死。
严嵩倒台，嘉靖驾崩，新皇帝隆庆和新首辅徐阶、高拱也不能改变什么。
张居正出身寒门，但天赋聪明，可谓神童，一路平步青云，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48岁时官至内阁首辅，是名副其实的千古宰相。
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他实行了一场变法革新运动。
第一招叫作考成法。张居正命令六部监督地方，六科监督六部。六科又由内阁亲自监督，而内阁中唯一说了算的只有张居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政令统一，不至于像以前那样，所有人都能插嘴。很快，大明帝国就“虽万里外，朝令夕奉之”。
第二招叫作一条鞭法。此前，明朝的税收是征收实物。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征收的过程中有太多的“可操作”空间。肥了官吏的口袋，百姓因此破产了。
张居正改用白银征税，算是统一了标准，使地方官员难以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怕要求严格，而是怕标准不清晰。
第三招叫作清查土地，急速增强了政府控制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朝廷对国内有多少耕地是模糊的。很多豪门地主为了少交税，就利用关系网少报或瞒报。很多人为了不交税，也把田地挂在地主名下。
而账册上的田地少，交税就少，政府对人口的控制就弱，造成的后果就是官府不能有效控制基层。
三项大招施展开，张居正整顿了官吏，安抚了民众，充实了朝廷，完成前人从未有过的功业。朝野上下，赞誉极高。
十年首辅，他鞠躬尽瘁，留下高效的政府、富庶的仓库、干练的队伍和知足的百姓。去世后，他却遭到了万历皇帝的清算，着实令人心寒。
万历的一纸诏书撕开口子，天下人统一跟进。曾经兢兢业业执行考成法、一条鞭法的官员，如今变成恶棍张居正的帮凶和走狗，必须下岗让位给“贤才”。曾经办事不利的庸人，如今却变成不和坏蛋同流合污的“民之父母”“国之干城”。他们现在是皇帝拉拢提拔的对象。
张居正的家产也被抄没，其家人或被发配充军，或被被逼自杀，连战友也没有好下场。让人不禁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8）权力的游戏：慈禧和光绪的二人转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满蒙亲贵、封疆大吏、汉族地主都紧密团结在慈禧的周围，组成实力庞大的“后党”。他们占据最重要的官职，拥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很多官员都是其党羽。任何事情只要“后党”说不行，那就真的不行。
光绪在处理政务过程中，其周围逐渐形成所谓的“帝党”。他们希望帮助光绪争取实权，同时打通自己的上升通道，这是从龙之功，属于最大的功劳。
他们这群大男人为什么要匍匐在慈禧的裙下呢？“辛酉政变”之后，同治皇帝还是小朋友，大清由慈禧、慈安、恭亲王组成权力铁三角。由于政变中表现出来的心机和手腕，慈禧成为最重要的一角。拥有高位就是拥有资源，再加上权谋手段，慈禧一点点抛出诱饵，逐渐培养了很多自己人。
光绪亲政前，慈禧的权势扩张到了极点。当初不听话的都被打趴下了，留下来的都是听话的自己人，也就是说，慈禧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对他们来说，维护慈禧，就是维护自己。
另外，慈禧惯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她只会制衡，而不是亲自下场，比如让李鸿章和清流对立、满洲大臣和汉族地主对立。
保持现有的格局不变化，成了“后党”的基本诉求。但光绪的“帝党”是想求变化的。
对日的战与和，就成为“帝党”和“后党”的博弈点。在全民亢奋的时候，“后党”不得不暂时退让。但光绪和翁同龢不知道，北洋水师的装备已经落伍了，不论船速还是大炮，和日本都不在一个档次。
甲午战争在权力斗争、家事不和、公报私仇的纠葛中落下帷幕，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
随着战争失败，主战派的话语权再次被削弱，主和的“后党”再次成为朝廷的主心骨。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以光绪失败告终。
慈禧代表了很多人的利益，她其实不是她自己了，而是众多利益汇聚在一起的符号。她想做什么也由不得自己，只能被众人推着向前走。顺应人心时，慈禧是执刀人；一旦不能顺应人心，慈禧也无能为力，就像后来的袁世凯。
戊戌变法和甲午战争一样，是光绪和慈禧、“帝党”和“后党”的斗争，他们为国家，也为自己。
光绪和“帝党”的“戊戌变法”，迅速把所有人都推向了对立面，导致大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求慈禧充当代言人。老臣们挺想上车，可变法狠狠抽了他们一个耳光：“原来我们才是变法的阻碍啊。”
光绪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有了职位必定有权力。其实，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有了权力才有职位。他把先后顺序搞混了。
光绪皇帝本来就没多少嫡系和话语权，想通过推进变法迅速赢得权力，却忽视了自己的根基薄弱。他最好的办法是团结大多数，拉拢满洲亲贵和汉族地主，大家一起在变法的列车上吃香喝辣，然后各取所需。
既得利益者发现皇帝不是自己人，只好按捺上车的心，默默站在“后党”的队伍之中。“戊戌变法”，真的是天下无人不“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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