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父亲只要稍微动一点心思，我们家的日子也不至于过得如此艰难。大姐二姐十岁上就给生产队放牛，十三、四岁就在生产队上班 ，我十四岁上初中，到十五岁时，星期天和寒署假也在生产队上班，妹妹们很早就辍学回家，弟弟十六岁就外出漂荡，直至在外面成家、买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尽量减轻家里的负担。
父亲没有想过要在信用社借钱过日子，也不敢在信用社借钱。
家里有时来人要在家里吃饭，父亲还死要面子活受罪，总要准备些菜。我们就是嘴馋望着眼滴血，也从不上桌伸一下筷头，就在被后胡乱地扒几口饭。
信用社领导有时来检查工作，趁父亲不在时和母亲唠家长，话里话外在套母亲的话，母亲一个斗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怎知领导的用意。领导走后，父亲总是百般地盘问母亲，生怕在哪些地方出现差错。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的人。
到了八十年代，信用社发展壮大了，有了统一的办公地点，信贷员不再是半工半农，而是全职地在信用社工作。因为信用社在发展壮大期，政策上允许对内部职工有倾斜，其他信贷员都陆续地把自己的子女安插在信用社，而我们兄妹却没有一个在信用社顶职。
弟弟十六岁出去以后就一直不肯回家，我从部队退伍后，信用社领导见我写一笔好字，又能写文章，非常愿意我去信用社工作。我问了一下工资情况，是三十三块钱一个月。我当时从盖房子到结婚，共欠了三千多块钱外债，如果到信用社去，这么多债务要还到猴年马月，我自然不肯去信用社。小妹也因文化程度低父亲不肯去求人而放弃了。
父亲在五十五岁时，由于不习惯和一些顶职上来的年轻人共事，便被信用社劝退回家。
父亲在信用社工作快二十年，退回家后，在信用社没借过一笔贷款，手上也没有什么不良贷款，留下后遗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回到家里。
父亲退回家后，信用社是按工龄一次性补助一千多块钱后就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这在整个信用社就此一例，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其他的人是子女顶职了，本人退休了，晚年生活有保障了。
而父亲，从年轻时在大队当干部，再到信用社，基本上没干过大的农活，什么犁田打耙，抛秧撒种这些活，已经很生疏了。而这一切，在他五十五岁以后，却又要重新拾起。
那时候我们兄妹刚刚能自食其力，手头上并不宽裕。父亲不想给我们增加额外的负担，和农村的大多数老人一样，和泥土打起了交道，这样又过了十几年凄楚的晚年生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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