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4年到68年这段时间里，因为要忙家里的家务和照顾下面三个弟弟，母亲很少出工到生产队地里干活了。三个弟弟在三岁之前因为饥饿老是哭，随你怎么哄也哄不住，没有办法了只有打、掐他们的屁股，甚住地下丢，心里很烦他们的哭。我和二哥不单要带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和二哥也是家里主要劳动力。我每天清早起来放牛，上午集体出公劳动，下午放牛，在放牛中同时还要兼顾扯猪草，中餐我们狼吞虎咽抓紧时间把饭吃完，饭碗一丢下便马上进入扯猪草的程序。每天从早到晚时间都是抓得紧紧的，为的是尽量多产出点一东西，少饿一点肚子。我们生产队的收成非常不景气，每10分工分只值1角4分钱，家里每人每年从生产队分得的稻谷不到两百斤，全家人处于极度的饥馑中，用饥寒交迫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这几年里我和二哥睡在家里二楼楼板上面，没有床铺就是直接在楼板上铺一层稻草和一块自织的稻草垫，草垫上面铺一块破破烂烂的席子，盖的是一床又轻又薄、没有被套到处是漏洞的被我们称作“四川牌”的寡棉絮被子，正如杜甫诗里说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榻里裂"。但我们哪敢“恶卧”，我们时时刻刻小心翼翼，生怕把被絮蹦的更烂。
无被套的寡棉絮被子在冬天里是没有办法用水去清洗的，很多跳蚤和虱婆（也叫虱子）就轻而易举地寄生在棉絮里。跳蚤弹跳力强而且非常灵敏，一般情况下很难徒手捉住它们，但遇上我家冬天里这种烂棉絮它们的噩梦和克星就到了，他们统统被缠绕在棉絮里动弹不得。我们只要发现就毫不留情如数消灭它们，捉虱子成了我们漫漫寒夜里的一项苦中乐事。睡楼板捉虱子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
我们家的房屋是土改时国家根据政策按贫农成分分配而得的瓦屋，结构稳扎，楼板等构件齐全，成色也不错。为了全家人不至于饿死，父亲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贱卖成钱去卖粮米渡饥。父亲在考虑房子建筑结构安全的前提下，把能拆下来的木质构件都拆下来背到集市上卖掉，楼板被卖掉了三分之二，二楼的楼枕树和屋顶上的瓦都被卖掉了多半，感谢父亲这一明智举动，否则我们很难长大而成为当时为数众多的饿殍。然而，房屋作为财物至关重要的体现和男女婚姻的首要条件，一旦只剩下徒有其表的空壳，就意味着我们家的男孩子将来会远离婚姻的青睐，从而铁定坐实了打光掍的命运。
68年正日六弟出生后，妈妈要一个女孩的想法应该就此划上了句号。为了全家8口人的生计，家里包养了生产队里的母猪和肉猪，用卖猪崽和肉猪的钱按一定的兑率从生产队里换取粮食。那时甲等级肉猪重量指标要满151斤，可以卖78元，乙等级猪要满131斤重，可卖得65元钱，由于没有米和红薯之类似营养丰富的饲料养猪，我家的猪长得很慢很慢，养了一年的猪都难达到乙等。所以说我家那时候见到的最大一笔钱没有超过65元钱。我们是天天盼着猪快点长大，可没有精饲料喂养的猪就像铁水铸成，常常是喂了一年的猪达不到131斤的最低等级。生产队给的粮食都给人口吃了，所以只能用红薯皮和糠配凑大量的野草喂猪。可以说我们农村少年成长过程就是年复一年寻找猪草的苦难历程以及猪长太慢和盼猪快长的矛盾心理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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