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人的事业，它的对象是人，目的是要让一区域中的人群达到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政治又是文化的一方面，亦可说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中国传统政治上特别强调“责任”，则是源自于文化上的“责任论”，此乃中国传统文化重“义”。义之所在便是责任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有所谓舍生取义之论，职责所在比生命还重要。故古人有冒死犯君之举，心中有此责任在，不得不为。
反之，西方政治则重在“权”，关注权力在哪？掌握在谁的手里？此又源自于其背后文化是一重“利”的文化。权力在谁的手里，谁就有力量，谁有了力量就占有了利益。故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争”的文化，西方政治史亦是一部争夺权力和利益的历史。西方政治特别重视经济，他们说政治由经济决定，原因即在此。
中西文化之一重大区别即是在一重“义”一重“利”上，循此而推演即可知双方之种种差异。若不明此一要端，便不能正确解读中国传统政治。近代以来，学者往往用“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来表述中国传统政治，这是用西方“权力论”来解读，是用西方观念来套中国事实，所得出的结论在大方向上已然不正确。
义者，宜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该做什么，当做什么。正如中国人的教育理想就是叫人应该怎样做人，这不是谁要你一定要这样做人，而是作为一个人，就应当这样做。这是人生的基本义，也是人生的大义，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违背了这个义。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忠、信、爱、敬，是人人本所具有，人生就应该要按照这样来，绝不是谁叫你一定要忠信爱敬。但如果你不这样，你就是不明为人之道，也就不能好好的做一个人，你的人生也不可能完满。完满不是事事成功，而是孟子所说的正命。正命者，尽其道而死。如果是尽其道，有“缺憾”的人生也是完满。
从政治上讲，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之则在其位谋其政。政治中也各有其“位”，皇帝有皇帝的位，宰相有宰相的位。皇帝的职责在于选用贤相，“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宰相的职责在于管理全国政务，操握实际权任。各级官员也各有职任，如汉代有“御史中丞”一职，隶属于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又隶属于宰相，但御史中丞却可监察皇帝及整个皇宫内廷，这是由第四级的官管第一级的官；唐代有“谏官”一职，官阶虽低却敢直言谏诤，当面指责；明代有“给事中”，乃六部尚书下一属官，却可审查皇帝旨意，若不当便可退回重拟，皇帝也无可奈何。这些便是职责所在，便是他们在政治这个“位”上该做当做的事情，不做便是失职违义。他们往往把这个“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便是文化上的“义”在政治上的反映，所表现出来的便是一种“责任”。这在西方及现代中国人看来是无法想象也不可理解的事情。如果说是君主专制，那么这些官职和人选应该由皇帝来确定才是，那么试问皇帝为什么要设这些官职和选这些人跟自己过不去呢？从这一点上看，“君主专制”四字便站不住脚。但是元、清不一样，他们是蒙古族、满族以武力打进中国，用军事力量战胜了中国，以部族力量来宰制中国，中国是被异族给强占了。他们当然要对中国人实行专制，因为这是我抢来的夺来的，并不是我的，自然要控制你压榨你，使你为我部族所用，当然还要防着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私心。要说专制，应起始于元，成熟于清。是整个部族对中国的专制。
那么这一种政治，钱穆先生称之为“士人政治”或说是“贤人政治”，而区别于“贵族政治”、“武人政治”、“富人政治”、“穷人政治”，通俗讲就是“读书人治国”。这样的政府称为“士人政府”，官员全由士人充当（元、清除外，他们的主要官员皆由本部族人充任），而这一辈士人全都来自受儒家思想教育和熏习的读书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于尽心尽性，在止于至善，还事物本来面目，反映在社会生活上要尽道义尽本分，反映在政治上要尽责任尽职分。这些人有知识，有才干，他们熟读经史，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求道、明道。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目的是要导民于正，使社会各安其位，合理有序；上本天道，下符人心。固然，这种政治在实行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任何政治也不可能完美无缺，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须在实施过程中根据现实情况随时修正，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义”的表现。
这种政治，它是在行使一种责任，绝不是西方观念里所说的为统治者攫取多少财富和利益。这种责任必同时拥有一个权力，这个权力乃由这个职分所赋予，而不是由某个高位的人给予。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下级的官能监察上级的官。
推而论之，中国社会也不是如中学历史课本上所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之状态。讲对立，依然是西方观点，依然是从斗争的角度出发，至于阶级之论，更是在讲争夺讲利益，昧失大义，失去了政治的本来含义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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